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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重大使命在于深刻揭示和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出场的必然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从实践创新到理论创新，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和叙事体系：(1)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道路之新”和“本质之新”；(2)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文经济学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强大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3)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面对现实的差异性社会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4)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通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系统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5)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涵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文明贯通；(6)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两山”理论；(7)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但与儒家“万物一体之仁”理念具有内在契合性，而且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统摄下的话语群作为分析样本，可以深刻体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三重向度上对“万物一体之仁”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就本体意蕴而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在形式与内涵上与“相人偶”具有内在契合性，又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阐释人类整体联结的根据，由此突破了作为“相人偶”之根据的儒家抽象人性论的局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意涵由此获得了充分的现实解释力。就伦理意蕴而言，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天下一家”将传统话语所昭示的普遍之爱转化为现代政治实践中的普遍性伦理义务，而“人民”话语在契合“万物一体之仁”的民本意蕴的同时超越了其局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本质由此得以澄明。就生态意蕴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涉的现代生态文明话语以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对“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关联内涵、“爱物”内涵与差序理路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面向、伦理本质与价值目标由此得以拓展。作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效地驳斥了西方自我中心主义对人类存在方式与本质的误读。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能限于文化领域，要从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现代化实践的范式创新中进行系统认识、科学认识、全面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等重要论断引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其内在逻辑体现在“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坚持系统思维的科学逻辑”“坚持守正创新的民族智慧”以及“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要求”这四个方面。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现代化实践的范式创新有利于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自信自立的文化主体性，也有利于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新的文化生命体”在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化学反应”中孕育而成，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识性概念，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新的文化生命体”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立足文化生命体的“生命本真”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在“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打开了创新发展空间。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为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打破西方话语体系的话语垄断和拓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积极的精神文化力量，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厚的世界情怀。
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是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中的优化重塑，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现实逻辑。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需要聚合行为主体、理论创新、内容生产、支撑保障等基本要素，以及双轮驱动、多方协同、动态评估、调适优化等运行机制，才能更好实现人民高品质文化生活新期待等预期目标。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应着重从强化思想引领、细化政策供给、优化数智赋能、深化多元共治等维度发力，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基于19世纪的思想史语境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意在回应黑格尔以来德国辩证法运动的虚无主义宿命。德国的辩证法运动在反叛基督教神学和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片面夸大了“自我”的主体性，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虚无主义的窠臼。马克思则通过对辩证法载体的改造，即将抽象的“自我”改造为“现实的人”，真正切入现实历史的本质性向度之中。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命是在人自己的感性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是自足的，一旦以生命以外的尺度衡量，生命自身就会被扭曲为需要外部力量拯救的存在，虚无主义就会变得不可避免。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专注于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解放，成为克服虚无主义的内生力量。回到马克思所生活的思想史语境中澄清实践辩证法的思想原貌，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与圣西门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参考。在法国大革命后欧洲陷入持续战乱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圣西门基于实证历史研究论述了一整套和平秩序图景，提出了与近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不同的思想路径和价值观念。马克思在哲学起点、本质特征、和平路径等方面批判圣西门，扬弃了其思想中的空想成分，建构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和平方案。可以看到，马克思与圣西门在和平秩序上的不同构想，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交锋，也呈现了政治哲学的演进历程。而由理论透视现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挖掘这一段过去长期被忽视的思想脉络，有助于回应时代需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持续推动人机交互技术的革新，并促进社会系统演化为实体生产空间、数字信息空间与社会组织场域相耦合的超复杂系统。技术的演进推动人们对技术本质、人机信任关系以及新理论范式的反思，社会研究范式从还原论到系统论的转型为解析数字社会发展的超复杂性提供了动态的认知框架。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信任并非二元现象，其动态评估依赖于其与系统的交互。立足于人机交互社会系统的三层面复杂结构，从二阶观察的视角分析系统的联动关系，聚焦信任问题的生成及可信任人机交互环境的构建，有助于揭示人机交互信任问题的本质，并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未来合作和共生互动探索新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序推进，国家在不同混改企业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国家与不同混改企业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以及为何存在差异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不仅不同的行业市场竞争度与企业产权结构会导致国家与混改企业关系的差异，而且，在行业市场竞争度和企业产权结构相同的情况下，国家与地方混改企业的关系仍然存在不同类型，即间接市场调节型和直接市场调节型。在间接市场调节下，国家借助强制度嵌入对混改企业施加影响，建立起对混改企业的直接领导和管理；在直接市场调节下，国家对混改企业层层授权，实施“差异化管控”，让民营资本在治理权力结构和日常经营活动中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并非根源于市场化环境或者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而是国企集团面临的政策风险差异所致。当国企集团能够有效化解混改政策风险时，它更倾向于采用直接市场调节型关系模式，激发混改企业市场活力；反之，当国企集团无法有效化解混改政策风险时，它更倾向于采用间接市场调节型关系模式，强化对混改企业的管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化解政策风险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序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应急性临时组织为应对突发事件暴露的问题结构与常规组织结构之间的不对称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策略路径。基于组织过程的动态性与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建构了一个针对应急情境的临时组织分析框架。在统一指挥原则与属地管理原则的指导下，应急性临时组织呈现自上而下的授权结构与自下而上的自发结构双重特征。同时，在关口前移的风险治理原则和情境反馈的应急管理原则指引下，运行过程展现迭代性与突生性并存的动态特征。在此基础上，识别并分类四种应急性临时组织形式，并结合中国经验案例剖析其关键特征及在不同类型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分析表明，应急性临时组织的调适机制蕴含于组织过程的动态性与组织结构的灵活性之中，并通过异质化的组织形态、灵活的运作方式、针对性的组织策略以及多样化的功能作用，提升组织应对不确定环境的适应性。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应急性临时组织运行规律的理解，为优化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的韧性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平台化协作凭借数字技术优势，成为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重要治理模式，并在不断演化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在这一过程中，纵向干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通过促进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高治理效能。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关注纵向干预在平台化协作启动阶段的作用，忽视了其在协作演化不同阶段的策略变化。为此，通过对A省反诈一体化平台的纵向个案分析，提炼出“分阶式纵向干预”的理论概念，以阐明上级政府在平台化协作演化中的动态适应性和作用机制。首先，纵向干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基于协作阶段和治理情境的变化而调整；其次，平台化协作前期、中期和后期面临的问题也不同，纵向干预策略从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转向高层协调和技术整合再转向法律保障和绩效考核；最后，分阶式纵向干预由平台化协作演化所需的治理情境形塑，表明纵向干预不仅是单向“权力—执行”过程，更是协作平台与上级政府“反馈—回应”的双向过程。上述发现为理解技术驱动下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也为上级政府在不同阶段有效推动平台化协作提供了政策启示。
低空经济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厘清其产业体系建设的逻辑框架与战略路径格外重要。在现有产业体系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阐释低空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与建设目标，并从“现代化生产要素（四梁）-现代化产业构成（八柱）”视角，解析低空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逻辑构成，从优势引领与多维融合等方面，剖析其运行逻辑和发展模式。此外，遵循“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占据国际分工制高点”的战略思路，从加强四链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六大主体高效协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建设健全低空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对策建议。
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角度看，我国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阶段、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并重阶段以及制度型开放重点突出阶段。从2018年提出制度型开放至今，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实行制度型开放，从理论逻辑来看，是由国内内生需求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外部需求决定的。从国内内生需求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要求实行制度型开放。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外部需求来看，实行制度型开放主要是竞争性压力、制度互补以及制度模仿所致，三者分别表现为：一国需要接受一些国际制度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取资源；一国接受一些国际惯例是因为有参与全球化的目标或者实现该目标手段的观念有所改变；一国接受国际制度是为获取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社会的认同。当然，实行制度型开放不只是一味地调适或嫁接国际制度，还要发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厚植制度型开放实践基础。
当前，我国学界主要从生理衰老的角度理解养老需求的形成，把养老需求增加视为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既定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应对之策。建构主义认为衰老不仅是一种生理过程还是一种社会过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对衰老的过程具有重要影响，能够增加或减少养老需求。因此，积极应对养老需求还可以通过治理影响衰老过程的社会环境因素减少养老需求，如构建以职业能力为依据的退休制度以降低老年群体的经济依赖程度；构建年龄友好型工作环境以延长劳动人口的工作寿命；加强老年期前的健康促进工作以降低老年群体的医疗和护理需求等。
在老龄化和数字化并行趋近的社会进程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行动和促进农村融入数字社会的理念相互融合、聚势共赢，应统筹建立一个可持续、可发展、可推广的农村老年群体数字包容体系。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共生理论强调，在特定环境中不同主体通过稳定、持续且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共生系统，这一理论框架与数字包容理念的融合，可作为促进数字融入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创造。以共生理论为依托，形塑由“数字共生单元-数字共生环境-包容共生模式”三维要素构成的分析框架，在生态系统思维下构建循环共生、内外贯通、渗透联创的农村老年群体数字包容生态体系，提炼其中的内在逻辑，并揭示打破体系既有平衡的共生阻滞因素，链接“强化共生单元协同—优化数字共生环境—稳固包容共生模式”的优化路径，以期丰富数字包容领域研究，审思数字弱势群体与技术发展的关系，顺应深度老龄化的时代趋势和社会新形态。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任务。现有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亟待强化对失智失能老年人的专门服务。我国现代成年监护以失智失能老年人为目标群体，其立法目的在于尊重老年人自主决定权以及保障老年人发展需求。然而，现有监护制度存在积极职责规定和履职监管制度缺失、消极履行具体职责等问题，无法与老龄化社会耦合。为强化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须针对性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和功能定位，促进政府、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协同。辅助监护制度的效果落实，在法律框架外有效利用存量制度资源扩充监护制度积极内涵，这不仅是建设高质量养老服务网络的一环，也对响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目标有重要意义。
在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下，推进养老金融系统性支持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中国特色养老金融的功能定位，把握养老金融赋能银发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包括养老产业及养老服务在内的银发经济给予全链条、全周期支持，系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重点领域加快开辟新赛道、打造新平台，构筑创新驱动、包容性发展的银发经济生态系统。进一步深化全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金融服务银发经济的政策协同，扩大金融产品供给、创新金融工具，助力银发经济数智化、品牌化发展，做好养老产业投资与金融服务的风险管理，为促进养老金融和银发经济互动循环、实现中国式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赋能AIGC新业态发展的同时，面临着AIGC可版权性认定与版权侵权责任归结的制度适用难题。我国司法试图以“提示工程”和合理注意义务的解释性适用来破解以上困境，却因“法教义学”的理论局限而引起学理争议。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现有制度标准缺少AIGC技术逻辑下的适度延伸。以“人机合作”理念为基础，构造AIGC语料来源的可追溯义务，能够发挥制度标准延伸及制度衔接中的法律效用，搭建人类贡献与独创性标准之间的对接渠道，同时完成AIGC产业链条中的侵权语料来源追溯，最终破解AIGC新业态在版权保护项下面临的无序化困境。
数字化产品交易是当下数字经济繁盛的重要场域，然而交易平台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其责任认定规则始终存在“悬浮”现象。借助数字化产品中的NFT运行机理及交易属性进行考察，交易平台责任认定规则“悬浮”的主要原因在于抗辩权的合理行使、主体参与的多样性及不同阶段法律适用的特殊性。为此，可通过明确交易纠纷中平台义务范围、以利益衡量标准确定平台责任、在交易不同阶段采用法律关系判定方式确定平台责任认定规则，进而在数字化产品交易领域为权利人提供最大化私权的救济保障。
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企业商业模式对个人信息的依赖日益增强，这使个人隐私保护面临新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个人信息采集最小化原则”，旨在限制信息处理的范围和方式。中美欧三地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反映了不同的保护理念，也揭示了该原则包含的必要性、合目的性及利益衡量下的损害最小化等要素。然而，数字经济的独特形态使该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应构建具有动态性的最小化原则应用框架，通过场景化数据处理、技术手段合理应用等途径，实现隐私保护与数据利用的平衡。
党保证执法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在行政执法领域的重要表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高度重视行政执法理念、制度和机制的创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创新部署。在党保证执法的理念创新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并重塑严格执法兼顾柔性执法新理念，真正将党的主张贯彻融入具体执法过程，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在党保证执法的监督体系创新上，立足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需要，围绕行政执法规范制度体系建设和责任监督体系建设展开系统创新，做到全过程执法监督；在党保证执法的运行机制创新上，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规律，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继续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优化完善基层综合执法机制，探索完善自动化行政执法机制。这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地理电影学以电影学为本位，以地理学为客位，以影地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学科分类上归属于艺术学。地理电影学的研究内容大体可分为“地理中的电影”和“电影中的地理”两个方面，重点是探讨电影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地理电影学常见的研究方法有地理空间研究法、地理景观研究法、现地研究法等。作为电影学和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地理电影学可以为构建电影学自主知识体系开辟新的路径，为电影艺术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为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缩影，中国艺术学者的知名度不仅体现了当今学界对中国艺术学学术发展史和学科构建史的认知状况，而且可以作为检测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效果的有力手段。运用大数据方法对20世纪中国艺术学者的知名度进行测量、排序和相关性分析得出的知名度排行榜，反映了学术界、艺术界和社会大众对艺术学者的认知状况。取得学术界和文化界公认的艺术学成就，是艺术学者知名度构建的核心要素；能够被纳入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文化传统之中，同时具有文人、艺术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是艺术学者获取知名度的主要途径。艺术学者知名度的历史变迁同国家命运和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休戚相关，中国艺术知识脉络在高知名学者的本土探索和艺术学人的当代传承中得以延续。要高度重视知名学者在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所发挥的学术引领、理论奠基和知识传承重要作用。
文化认同建构是文化遗产蕴含的重要公共价值和社会功能，是超越文化遗产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根本所在，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必须遵循的“价值理性”。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属性”和“价值理性”两大特质的有效匹配是文化遗产数字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文化遗产虚拟空间建构文化认同过程中呈现的数字技术赋能和技术负能双重效应，体现了文化遗产数字化两大特质深度融合时存在的张力。需要超越“虚拟的美丽”，构建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价值”互构平衡分析框架。坚持以文化遗产“价值理性”为主，明晰数字技术“技术属性”边界，并找准二者之间的结合点，把握二者结合的程度、力度和效率。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数字技术与遗产价值的双向赋能。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界部分人士提出实行儿童公育，以公共机构替代家庭育儿职能，引发了持续讨论。其中，家庭制度的存废成为讨论的焦点。反对者强调家庭的社会功能，主张建设一夫一妻小家庭。支持者则从经济和物质角度，分析了家庭的起源和历史，从而批判家庭制度中的不平等问题。儿童公育讨论者共享的理论前提是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进化想象，但将进化论与生物学观点应用于社会分析，需要克服其与妇女解放目标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在此时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工具，为支持者构建了“经济的历史观”。恽代英是支持儿童公育的代表人物，他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文献，并译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儿童问题为导向重构书中的理论，支撑其有新村主义色彩的儿童公育设想。这显示了在五四青年视野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对具体问题具有解释力，并逐渐影响了五四青年的认知结构。
1937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从概论介绍转入专题研究，吴恩裕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研究就是其中的著例。吴恩裕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阐释主要围绕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以及人性问题展开。在唯物史观方面，吴恩裕将生产方式确立为首要因素，突破了机械的生产力决定论。在国家与革命方面，他紧扣马克思意义上的国家二重性，主张通过革命由阶级国家复归公共国家。在人性问题上，他将经济立场与人性进行了清晰的逻辑连接。吴恩裕的上述阐释，虽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和导师拉斯基的影响，但能对相关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并有所推进，表现了中国学者相对独立的学术思考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术体系的日渐完善。当然，吴恩裕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阐释注重逻辑自洽，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马克思学说的思辨张力。瑕不掩瑜，吴恩裕的研究成果，对当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仍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正>《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为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报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等。本刊设置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文学研究、传媒与艺术、历史学研究、江苏发展等专栏，注重学术性、理论性、探索性。热诚欢迎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赐稿。本刊近期重点选题方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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