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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环境认知是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基础。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环境通常被认知为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形成人是宇宙空间中唯一的智慧主体、环境是主体存在的自然场域与空间居所、环境伦理的核心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三大教条。可是，随着生态环境危机和数智技术创新对人类生存处境、主体地位和环境类型塑造产生巨大影响，这三大环境认知教条都遭遇了严重质疑与挑战。从历史的角度看，环境认知的内涵原本就是时代性的，往往随着人类的技术进步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演变而演变。21世纪，进入数智化革命与生态革命的“双重革命”时代后，环境认知出现了全球化、危机化、能动化、虚拟化等特征，对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乃至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数智时代，我们必须面对智能技术创新与生态危机带来的各种环境挑战与主体认知挑战，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危机和人类世的全球环境危机，基于中华民族的生态智慧、文化传统与现实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
对“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目前无论是理论研究、工作部署还是生产要素配置，基本没有真正体现这一点，从生产要素视角能更好地对其进行阐释并将其付诸实践：生态环境直接成为产品或成为体现在特定产业中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且这种要素须在特定产业或业态中与劳动者等一起形成组合的跃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往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以及GEP等核算，或者与生产要素脱钩，或者产品价值难以在市场上兑现；近年来环境部门力推的EOD项目，也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并没有真正将生态环境体现为特定产业的要素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稳定的产品增值。有些区域的实践使这种理论体现初露端倪，但生态环境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配置水平不高、业态未能得到明显跃升。因此，不仅应当发展对生态环境敏感的产业使生态环境成为生产要素，还应将其他要素也做相应的配置（包括发挥金融的牵引作用），使以生态环境为要素的产品得到科学认可和市场认可，从而在市场上获得稳定的产品增值，生态环境才可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对此，以武夷山国家公园茶产业、新疆棉花全产业链和嘉善黄桃产业的升级发展为例进行案例阐释，说明如何形成真正体现“两山”理念的良土良品良价的发展机制。
关于中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式比较，须关注体现政治现代性逻辑起点的“本体论论题”。无论是在国家建构时期，还是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治理转向”时期，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现代性均以启蒙自由主义确立的原子式的个体权利为逻辑起点，其在实践中折射出的工具理性，导致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公共精神缺失”等现代性危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现代性在本体论上既不是西式现代性中“原子式的个体”，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复古式的“国家共同体”，而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个体”与“共同体”两个实质本体之间的关系互嵌和价值融嵌。“本体融嵌”的逻辑将“个体”与“共同体”放在一种动态调适的关系之中，与政治现代化的动态性、进步性等特征相契合。“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本体融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的善治逻辑。
基于现代化发展规律，推动现代化走向成功，必须注重挖掘现代化的内生资源，培育现代化的内生动力系统。中国式现代化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重视发展和改进内生动力系统：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催生动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动力，围绕人民利益需求激发动力，通过科技创新促进动力升级，通过社会整合保障动力持续。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系统，既确保各动力要素保持自身独立性，又通过协同机制促使各个动力要素相适配、协同和耦合，有利于使中国式现代化保持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整体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
逻辑反例外论作为当前重要的哲学方法论主张，因其突出的解释力与适用性而备受关注，但其所主张的逻辑法则不具有传统上例外地位的观点面临巨大争议。这一争议可回溯至为其思想奠基的蒯因整体主义知识观中对逻辑法则可修正论题的辩护缺失。这种缺失使得逻辑反例外论在对逻辑的可接受性与可修正性开放时面临两个指责：基本逻辑法则可被接受与修正或依赖逻辑真空地带的存在，或因不得不依赖已有的逻辑法则而陷入自我指涉困境。模态逻辑模型论严格区分对象逻辑与元逻辑，构建非自指型语义框架，将逻辑层次的区分应用于量化逻辑，其本体论承诺在对象语言层面得以显性化。以此为范例，修正逻辑法则的争议可以转化为关于世界结构的实质性讨论，逻辑法则亦可由此摆脱自我指涉困局；通过元逻辑框架实现其解释效力与认知规范性的动态平衡，可以为建构一种温和的逻辑反例外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为了突破将存在僵化为存在者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传统存在论困境，海德格尔提出基础存在论，并将伦理本源追溯至对存在之真理的原初领会。海德格尔通过“此在”生存论分析解蔽存在的“如何是”。在深思现代性困境时，海德格尔认为存在遗忘导致伦理异化，但是他执着于向死而生的个体性时间性，使良知沦为空洞形式，割裂了存在论与伦理。为了克服存在遗忘，海德格尔后期日益转向与东方思想的对话，展开了对“道”的创造性转化。海德格尔存在之思与道家之道存在跨文化共鸣，存有的遮蔽-显现双重性、“林中空地”与“无”的关联受到学界关注，不过争议亦迭出。海德格尔最终未能脱离西方形而上学框架。在批判性继承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础上，张祥龙实现了现象学的道学转向，以儒家亲亲时间突破海德格尔时间性理论的个体性局限，通过生生论突破存在论的终结性思维，建构伦理的时间性根基。他以亲亲时间重构时间性，将时间与伦理内在地结合，进而以生生论超越存在论，激活中国传统，主张本真生存即在日常亲亲伦理之中，从而建构存在即伦理的原初境域。
当代人类增强技术寻求利用新兴生物科技克服人身体的自然缺陷，旨在将人的生命进化进程从生物进化拓展到“人工进化”。其中的“增强”表明，该技术手段并非为了治疗疾病，而是要提升正常人体的能力。依据增强目的的不同，它可划分为肢体增强、认知增强、基因增强、道德增强、现实增强等多种类型。很显然，这同古代社会中人们以故事形式寄托超越人自身局限的渴望、工业社会中用外部机械装置协助人体的做法有很大区别。人类增强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两大派别激烈的伦理争论。前者积极肯定增强技术，认为这是人类进化到“超人类”乃至“后人类”的新阶段的路径，体现人的自由、可完善性；后者强烈批评增强技术模糊增强和治疗的界限，违背生命的自然本性，会损害人性，侵蚀个人自主性，加剧社会不平等，招致安全性、同一性、责任主体、隐私保护等危机。总体上看，上述两种观点是对增强技术改造生命的伦理边界之争。二者具有抽象的人性观、片面的技术价值观、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践上的乌托邦色彩等共性。基于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对人性和技术的把握要置于生产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类增强技术必定将生命问题推向阶级矛盾前沿，激化科技主义与人文主义、自然进化与人工进化、生命增强与生命意义的冲突。只有对人类增强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才能实现技术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开创生命的美好未来。
本文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剖析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嵌入式引领”模式。首先，通过回溯“社会”概念在中西文明中的流变，指出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在解释中国场景时存在局限，从而提出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与政治现实来理解社会治理。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嵌入式引领”这一机制实现了对社会的整合与动态引领。所谓“嵌入式”，是指庞大的党组织网络深度嵌入国家机构与社会单元之中；“引领”则强调政党作为先锋队，通过组织嵌入、政治领导、价值整合与资源协同四大机制，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平衡秩序与活力，而这又体现在央地关系、条块关系、放收关系以及群己权界的辩证之中。
如何提升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效能是中国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从制度、技术和人情等视角呈现了提升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效能的解释进路。在此基础上，构建“人情为体-制度与技术共用”的分析框架，并结合C街道的实践案例，深入探讨提升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效能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C街道提升社区情感治理效能的实践过程包括人情培育、制度保障和技术赋能三个并行阶段。其中，人情是社区情感治理的本体，是社区的核心社会资本，通过能人动员和社群活动实现个体性和集体性社区社会资本再生产；制度安排和技术工具是功用，前者通过权威耦合、规则共识和资源供给保障“人情”再生产的规范性、有序性和持续性，后者借助即时通信工具和媒体矩阵赋能“人情”再生产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研究回应了当前基层治理中过度倚重制度和技术造成的情感冷漠问题，初步厘清了情感治理的理论内涵，并为提升城市社区情感治理效能提供了学理智识与实践思路。
在中度老龄化社会向深度老龄化社会快速演进态势下，中国养老面临着人口结构演变、家庭照护断裂、公共服务滞后等困境，形成“需求扩张、家庭弱化、制度滞后”的链式结构性困局。这导致现有养老实践中仍存在制度逻辑与现实运行间的脱节。为因应这一挑战，基于“中国式养老伞状模型”，对现有养老体系一核多元制度优势、三方协同治理结构、空间分化层次格局进行了梳理，发现顶层设计上养老保障面临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双重张力；横向贯彻执行上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碎片化与治理协同困境；在数智化弹性赋能从功能补偿到结构重塑的治理趋势下，数智化技术通过外部赋能向制度嵌入转向，成为重构信息流、资源流与责任链条的“结构性调节器”，进而发挥养老治理的中介效能，可促进中国式养老治理在资源整合、主体协同、精准服务上的优化更新。从技术、制度与文化三重维度入手，提出数智化“嵌入式重构”的实践路径，以期为中国式养老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政策启示与路径指引。
作为一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法语词，“干部”再走出中国时却变成另一个词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干部”一词在中国主要作为一种功能性的标签；在未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界定的情况下，主要强调作为干部所应发挥的作用，以及所应具备的品性。1949年以后，随着革命话语体系的淡化和一系列正规化制度性文本的出台，“干部”一词的制度性意涵被不断强化，其所对应的机构组织类型、职务职位、权利义务等维度的要素逐渐被清晰界定。“干部”概念转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中国共产党地位及角色的变化、干部角色的变化和依法治国战略的要求。这种转变有利于形成明确的社会预期，从而促进政体的稳定，但也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总体而言，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与“干部”并存的其他表述，这些表述的同时运用为中国共产党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实现不同话题的切换和不同议题的形塑提供了便利。
干部交流是中国特色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干部交流不是职位的简单调整，而是一种有别于晋升的激励。交流激励以区域经济能级高低有别、地区政治位阶梯度差异、部门职责体系大小分殊、机关与企事业单位性质各异等政治体系中资源、权力和机会分布的差序为逻辑基础。差序提供了激励的可能性，交流则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干部交流以正向交流、反向交流、多维交流、变频交流等方式为干部成长搭建平台并产生激励效应，形成中国特色的干部激励方案。
恰适的激励强度是充分发挥绩效管理作用进而提升政府回应性和治理效能的关键。传统研究普遍认为强激励有利于促进基层政府的绩效竞争和激发干事创业热情，而“干考脱节”“考用两张皮”的弱激励则易导致基层政府注意力不足和政策执行疲软。然而，对人才工作考核领域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面临弱激励情境，不同地区分别采取了“内卷型比学赶超”“恰适型选择性竞争”“权宜型被动应付”等回应策略。这表明弱激励既可能带来注意力不足问题，亦可能带来与强激励下类似的过度竞争和激励扭曲问题，从而形成新的“激励强度悖论”。弱激励的这一差异化效应根源于“角色动机-资源赋能”双重机制塑造的动机-能力差异。“权衡于角色间”的弱激励逻辑与“权衡于奖惩间”的强激励逻辑有本质不同。在弱激励逻辑下，决策主体可以通过“约束型自主”路径消解新型“激励强度悖论”，即通过动态平衡各激励对象的自主性和约束性干预弱激励所引发的形式各异的负面效应。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率双轨制正由“利大于弊”转变为“弊大于利”，其隐性存在已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桎梏。针对此，基于经济转型的背景回溯利率双轨制的历史成因及其隐性存在的变革历程。利率双轨制隐性存在所带来的问题在于：降低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效率；资金价格信号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产生资源错配。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要实现利率的完全并轨运行，遵循审慎原则可采取的措施有：继续完善LPR形成机制，使其更能体现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在培育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后，启动商业银行存款利率定价参照基准“换锚”。在上述两项变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前，可以优先考虑的举措是，逐步消融行业自律组织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定价的约束，培育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自主定价的能力。
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富民是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议题。从农民受益视角出发并聚焦“谁能让农民受益”和“如何让农民受益”两个维度，通过考察乡村全面振兴中生态富民实践发现，当前生态富民在实践主体上主要呈现出政府引导、资本赋能与精英探索三种类型。以农民受益为逻辑起点的生态产业增收“富口袋”、生态技术增能“富脑袋”及生态认知增识“富心态”构成生态富民的基本取向。这种以农民为受益主体、重视农民体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赋予乡村全面振兴更加完整的社会意义。
由美、英、中分别主导或参与签订的具有代表性的三类自由贸易协定，是当前规制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主要国际法依据。但上述三类协定或注重经济发展，或侧重数据安全的不同价值立场，导致在金融数据是否可以自由跨境、哪些主体和金融数据可以跨境以及具体如何跨境等问题上，存在规制冲突与缺憾。为缓解上述规制困境，有必要通过确立化解不同模式适用分歧的基本原则，进一步统一跨境主体范畴，阐明金融数据性质及分类，健全出入境区别化规制标准及例外措施、必要性评估机制等方式，探寻中国助力国际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规则完善的可行之策。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兼具作品外观和数据本质，涉及作品与数据相互交叠和嵌套的版权问题，给现行著作权法带来新的挑战。就作品属性而言，学界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认识分歧巨大，且多为“全有”或“全无”的二元立场。在司法实践中，面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保护争议，国内外裁判结果虽大相径庭，但均以控制性为基准考察人类干预因素，并遵循“作者—作品”涵摄的规范逻辑。人机共创范式下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仍有可版权性的个案释法空间。从技术本质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通常以数据形态存储于网络之中，对大模型预训练及其迭变发展具有反哺作用，但可能“污染”高质量数据集而影响AI性能。综上，应以控制论为主调，通过嵌入因果关系、贡献程度、技术原理等因素，综合评估人类干预因素的强弱程度，进而建立AIGC作品保护与数据库治理的分层架构模式。这将有助于实现版权保护与数据利用、内容产业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之间的利益平衡。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作过程可以分解为“学习—处理—生成”三个阶段，其使用者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一般发生在生成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物应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根据刑事违法相对性，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类型虽然应当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的规定，但可以因刑法不同的立法目的突破第53条的行为类型，增加对他人未公开作品的营利性使用。在判断使用者的主观方面时，传统模式中“实质性相似+接触”原则失效，应当根据生成物的类型来判断使用者是否具有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明知”。首先，根据使用者指令的内容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直接故意；其次，根据生成物的类型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间接故意。具体而言，如果生成物是对公开作品的著作权侵权，根据不同的生成物类型对行为人要求不同的注意义务；如果生成物是对未公开作品的侵权，则对行为人要求最低的防止风险扩大义务即可。
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市场需求的增长，低空经济正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期。在大量地方政策文件深入实施的同时，低空经济立法供给严重不足、法律效力层次较低等问题越发凸显，与积极推行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目标相背离。当前，我国低空经济法治化建设的梗阻在于空域管理机制落后、低空安全风险冲击、政策治理“碎片化”、法律与政策协同机制不畅。为保障低空经济静态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动态法律实施的顺利推进，有必要审视低空空域使用权法律属性，调整既有低空安全观和安全监管模式。具体而言，低空经济领域立法应以保障空域安全为基础原则、以推动产业创新为目的原则、以坚持风险防范为预防原则。在原则的价值统摄下，从低空空域开放共享和市场监管两个方面进行规范和建设。其中，低空经济法治建设应当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最终目标，在领域性立法范式下构建低空经济政策法律协同发力的法治实践，在法治道路上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自然人声音的利用方式日趋多元，创造了显著的经济价值，但也滋生了违法使用声音、对声音权益造成损害等问题。以《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第1183条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为核心的声音权益侵权损害赔偿机制虽提供了三重救济路径，但实践中仍面临损害难以认定、损害赔偿责任承担规则冲突、损害赔偿责任限制规则不明等困境。宜在构建多元的财产损失、场景化的精神损害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区分声音权益侵权损害、违法处理声音信息、违反声音许可使用合同情境，类型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规则。进而，基于公共利益和重大人身、财产权益保护及特定目的需要，明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限制规则，在全面救济声音权益损害的同时，实现声音许可人、被许可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既是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的国家顶层设计，也是智能化革命席卷下主流媒体应对传播格局变化的必然选择。当前，智能技术普遍被认为是实现系统性变革的关键助力，从可供性理论出发，以智能技术为基础架构，可从微观层面的内容生产、中观层面的关系协同以及宏观层面的生态位重构等多维度为主流媒体提供增进可供性的进路。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当下主流媒体在智能技术使用中还面临认知滞后、制度梗阻与成本制约等一系列现实挑战，而技术可供只有在与价值坚守的辩证平衡中，才能为主流媒体真正找回改革的初心与愿景。
新闻作品的权属问题一直是著作权法修法进程中的争议性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的结合，AI生成新闻与传统记者采写新闻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AI新闻的版权问题日益凸显。在既有司法案例基础上，AI新闻版权问题讨论可依托著作权法框架，聚焦独创性认定与权属分配两大版权问题，重新审视生产过程与介入方式，将AI新闻划分为编辑驯化性介入、样本引用性介入、爬取自主性介入三种实际应用情境：其一，爬取自主性介入下的AI新闻作为“纯粹AI新闻”不具有可版权性；其二，编辑驯化性介入、样本引用性介入作为“人机合作”式AI新闻应优先新闻机构的权利主体地位，约定编辑创作主体权益；其三，三种应用情境在实践中常以交叉形式存在，需通过整合介入构成与介入顺序两大维度精确界定版权归属。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上海解放初期，民间纠纷呈数量大、种类多、化解难之态势，司法、政府、群团和群众调解齐上阵参与民间调解的局面由此形成。随着新生政权逐步稳固，市府着手推动民间纠纷调解的专门化，然其间因案件积压严重，司法系统几度陷入被动。在此情形下，依托群众力量“排忧息讼”以纾解调解压力成为必然选择。但群众调解实践亦暴露稳定性欠缺、实效性不彰，乃至出现“小法庭”等失范现象。面对既有调解传统、资源在现代司法体系构建中的定位困境，地方政府通过协同调解、队伍建设以及制度规范强化等路径进行调适。最终，经专门化、群众化及规范化的多重组织、制度变迁，上海民间纠纷调解工作实现了在激发群众参与活力与确保规范有序之间的良性平衡，兼具权威性与群众性的人民调解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在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进程中，党报党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阐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问题，增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话语权威。建党初期，社会思潮的涌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也亟需先进的话语体系为中国革命指引方向，加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解读与阐释加深了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探索主要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展开。此时，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许多先进报刊，积极构建与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为指引中国革命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既可为回顾党百余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历程呈现生动图景，又能为新时代发挥党报党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的媒介功能提供经验启示。
<正>《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为首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报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等。本刊设置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文学研究、传媒与艺术、历史学研究、江苏发展等专栏，注重学术性、理论性、探索性。热诚欢迎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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