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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描述，揭示其内含的相互性机制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世界。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中蕴含相互性，体现于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创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于创构人与外部世界观念的相互性、人与人更高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与社会的互相成就关系等方面。这一相互性机制为解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把握相互性，要着力解决国际社会和平赤字问题，通过建设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世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相互依存的生存条件；要着力解决国际社会公平赤字问题，通过建设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互相成就的社会条件；要着力解决国际社会民主赤字问题，通过建设民主自由的世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和谐共生的价值条件。
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现代国家人口、地域和政权三要素的关系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建构意义上的，更是国家治理意义上的。其中，权力建构的结构性决定了国家治理的结构性，国家建构的地域性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域化性；两者结合，“金字塔式层级域化”成为国家治理特征的总体性概括。基于国家建构路径的国家治理，行政权力主导是其典型特征：整体形态上，“金字塔式层级域化”特性导致国家治理的“差序格局”特征；横向维度上，行政区域主义导致区域内聚集效应与区域间区隔效应并存。现实中，国家治理在不断创新和突破，主要表现在：超越国家权力的科层制运作模式，突出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点；重新定位地理和资源要素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创新基于地域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突破“中心-边缘”的分析范式，创新联动式治理及基于“边缘”的国家治理模式。基于国家政治实践重心从国家建构转向国家治理，需要在认识和理论研究上有所转变，把国家建构理论贯穿于国家治理研究，推动国家治理从权力主导转向效率主导，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从制度性的“善政”转向实践性的“善治”。
人文经济的核心意义在于人文与经济的互动互化，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将经济和文化融合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可归结为“文化的人”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和价值取向统一于塑造“文化的人”，从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物化的人”构成鲜明的本质区别。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文化的人”的文化内涵可以用经由“第二个结合”而形成的文化新形态来解释。在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上，文化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内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经由人文经济逻辑中“文化的人”这一核心命题联结而浑然一体，并最终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特征。这印证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所在。“第二个结合”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而基于经济和文化相互融合的人文经济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多层记忆之间存在内在耦合性。个体记忆、社群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记忆基础。基于此可构建“纵贯融合式”分析框架，即以个体记忆、社群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层级转化为纵贯线索，以文化记忆的弥散贯通为融合纽带，来揭示多层记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机制。多层记忆的有效作用受三重动力结构的推动与制约：高度选择性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基石，主被动交互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深化，记忆与遗忘的动态平衡性在不断调整中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活力。为充分发挥多层记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作用，有必要在实践层面施行“重拾记忆—激活记忆—传承记忆—澄清记忆—打造新记忆”的系统化记忆工程，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记忆重塑，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凝聚与持久巩固。
黑格尔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对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充满着误读和偏见，但总体上反映了中西形而上学的本质差异，在“物理学之后”和“伦理学之后”之间找不到双方直接对话的基础；海德格尔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解构者则对中国道家的形而上学有种盲目的亲和性，甚至在语言的诗化中发现了沟通中西形而上学的“终极境域”，但因其基本哲学立场仍然是西方传统的“存在论”，而未能领会到语言这一自否定的本质结构对中西两种形而上学的超越性意义，最终跌回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陷阱。第三种形而上学即“语言学之后”才是贯通中西形而上学并为之奠基的唯一可能的哲学构想。
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了当代公共领域的结构与交往模式。哈贝马斯等人批评数字媒体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理性交往情境遭到破坏；回音室、信息茧房等现象致使人们的思想产生极化和对立；数字媒体被平台公司操控，被统治集团利用。然而，这些不足是与数字公共领域的新优势伴生的负面效应。数字公共领域具有平等性、普遍性、自由性、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交往行动理想情境的要求，能够更好地实现生活世界与系统的连接。数字公共领域的负面效应，可借助市场、法律与主体能动因素进行限制。应辩证区分数字技术的中立属性及其应用维度，避免陷入数字科技发展必然导致“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剥削”“数字殖民”的认识误区。总体上看，数字公共领域是现代交往行动的最佳场域。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瓦解了同一性时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重时间星丛。第一，阿多诺既批判了康德实践理性的时间、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海德格尔此在历史性的时间个体化缺陷，也批判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海德格尔的天命理论的社会同一性，构建了个体时间与社会时间的星丛。第二，阿多诺既批判了康德感性时间理论和黑格尔的逻辑时间理论的形式化错误，指出了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的目标与轨迹上的形式化倾向，也阐述了柏格森将时间内容化的错误，构建了形式时间与内容时间的星丛。第三，阿多诺既批判了康德的时间主观化理论和柏格森的主观化绵延时间理论，也指出了黑格尔自然时间理论的错误，构建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星丛。阿多诺的时间星丛理论为时间学说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但因对同一性的依赖和对马克思、海德格尔等的误读而存在缺陷。
德国对华战略是欧盟对华政策的风向标，近年来德国形成对华“合作伙伴、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三维战略定位,成因值得探索。从外交角色“建构力量”视角可以更深入地诠释德国制定对华战略的决定性因素。德国基于“建构力量”角色定位塑造对华战略，具有“价值观”底色与“权力政治”的逻辑，主张与国际关系中的“他者”构建多维度关系，由此确立对华三维战略图景。在全球治理领域，德国以“共同承担国际责任”为导向寻求对华合作；在经贸与科技领域，德国撬动盟友权力资源对华进行地缘经济竞争，竞争领域包括国际秩序理念、国际经贸与科技规则以及产业技术；在价值观与印太秩序上，德国视中国为“制度性对手”。基于对德国“建构力量”外交角色在国际责任、权力政治、国家利益观以及联盟政治上的要素解析，发现近年来德国对华战略以竞争性为主，持续推进“去风险”议程，其背后决定性因素包括欧洲安全、地缘政治、经济权力、价值规范与联盟共识。然而，特朗普2.0时期，美欧关系变化影响德国对华战略走向，跨大西洋价值观联盟的衰落将削弱德美对华战略协调力度，德国对华战略将根据本国与欧盟利益进行务实性回调。
当代政党的数字化转型呈现纷繁复杂、动态可变的多元形态，亟待超越广义理论推演和孤立个案描述，发展具有中程解释力的经验比较分析框架。数字化转型中的党际差异，一方面取决于政党采取积极进取还是保守防御的数字策略，另一方面取决于包括领袖力、官僚化水平、党员规模等要素在内的政党组织实力。政党数字策略与政党组织实力的混合化水平通过影响政党的选举表现，造就数字强党、传统强党、数字弱党和传统弱党四种类型。从4个典型印度政党近20年的案例比较来看，作为数字强党的印度人民党选举表现最好，随后是作为传统强党的印度国大党和作为数字弱党的印度平民党，但二者表现均不稳定，而传统弱党最容易被淘汰。2024年大选揭示，印度政党的数字化转型竞争正从早期的数字策略先发优势较量过渡到数字学习能力和常规组织实力的综合较量。
在既往对西方民粹政治的研究中，通常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考察民粹是为了理解西方国家所谓“自由民主”的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在这个预设下，体制本身的情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和根本秩序的维持等深层问题可能被遮蔽。因为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出现了从利益政治向身份政治的转变，围绕着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左-右”之别，人们的生活理念与普遍情感趋于分裂，由此危及政治共同体的存续，可能导致以群体冲突和社会骚乱等为内容的政治衰败。在此过程中，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成为政治衰败的表征，并且由于民粹主义内在具有排他性的特质，其所激发的能量进一步加剧政治共同体的解体风险。对此，需要在找回“政治”和重建统一的生活世界方面做出努力，以期通过增加陌生个体之间的沟通互动，为共同生活寻得理性和情感的基础。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平台的广泛应用，网络信息内容的生成逻辑与责任归属发生根本变化，平台企业网络信息内容责任面临深刻变革。GAI的内容生成范式去主体化、内容风险失控性激增、制度规制要求以及社会期望压力，系统推动平台企业网络信息内容责任在内容结构、履责逻辑与治理范式等方面进行演进重构。平台企业的责任边界在GAI驱动下扩张，其责任内涵在合规多元外新增科技向善，责任外延则由事后处置延伸至预防风险扩张，并新增标识、知识、价值导向与用户AI素养提升等责任内容。平台企业履责逻辑呈现从明确责任主体向多方主体协同转变，从外部规制驱动向内生责任嵌入转型，并在流程上由静态规则程序向动态反馈闭环演化。平台企业需在治理目标上实现技术价值创造与伦理约束的动态平衡，构建以“制度-技术-社会”三维协同为基础的责任治理模式，推进多元主体嵌入。
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GAI）主动识别、自动生成特性的发展，知识的符号表征范围得以扩展。作为智能时代知识表征的新型媒介，GAI重新定义知识在传播中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以数据符号形式对知识符号表征的传统生态产生深远影响。面对GAI介入知识符号表征的应用与发展，聚焦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旨在阐明其在理解GAI表征的知识符号时与媒介、他者、自我对话的逻辑向度。基于此，以辩证视角揭示GAI介入知识符号表征过程中潜在的传播生态重构、知识认知受限、主体身份嬗变等风险隐忧。立足GAI介入知识符号表征的起点与过程维度、知识生成秩序的评价与教育层面、人与GAI互为尺度的双向原则，提出优化策略，力求在技术与人文的交织中重塑知识符号表征的良性生态。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使用个人信息虽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但仍面临诸多法律适用困境。应设置附条件的“自行公开”即可处理规则，建立目的导向的“合法公开”即可处理规则，扩张模型训练、优化阶段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场域”。针对“必需”场景下的合理使用，强化均衡性原则与最小侵害原则；明确“合理范围”场景下合法性原则的审查标准，适度放宽均衡性原则的要求。服务提供者为实现公共利益、保护自然人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合理使用个人信息者，限制更正、删除权的行使，个人信息主体保留查阅、复制权；个人信息处理是为了履行法定职责、义务，限制信息主体行使更正权、删除权、查阅权、复制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锚定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统领，坚持“魂脉”和“根脉”深度融合；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面落实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的文化建设任务；广泛凝聚奋进的力量，积极探索区域文化建设的新路径、新经验；全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展现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使命，为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铸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精神品格作出应有贡献。
“盲盒潮玩”消费火爆出圈，折射了Z世代消费文化的情绪化、符号化、游戏化和圈层化特征，展现了当代青年消费文化对情绪价值的追求、对符号价值的青睐以及消费与社交的紧密融合，成为解码Z世代消费文化的新型图景。然而，这一热潮背后也隐藏了Z世代情绪消费非理性化、符号消费物化、圈层消费区隔化的潜在风险。鉴于此，有必要以情感治理为基础，打破情绪消费的精神迷思，培育青年积极的社会心态与科学理性的消费观；以价值引导为核心，破解资本逻辑、流量逻辑对符号消费的捆绑，提升青年精神文化消费质量；以破立并举为抓手，超越圈层消费的审美固化壁垒，构建健康有序的消费文化场域。
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亟须学术界重点关注。引入公共价值理论，基于“价值识别-授权平衡-能力提升”的三维分析框架，阐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应然逻辑。然而，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存在公共价值迷失、授权环境失衡、运作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未来需要通过重塑价值理性以凝聚多元合作共识、扩大向乡村居民授权以实现授权环境整体均衡、健全内外沟通机制以提升评估者运作能力等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进而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个人数据包括个人信息数据与非个人信息数据，这两类数据的生成均离不开个人的贡献。数据持有者不能基于劳动赋权论证成对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免费的网络服务也无法构成用户信息的公平对价。虽然单项个人数据所承载的经济利益是有限的，但个人信息数据的收益权可以通过经济利益外的人格利益加以证成，非个人信息数据收益权能够基于拉兹的共同善权利观，通过结合个人经济利益与数据流通共同善的方式得到证立。在结构设置方面，个人数据收益权的权利主体限于初始生成个人数据的自然人；权利客体限于附着于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原始数据之上的经济利益；权利内容包括权利人通过许可使用或交易个人数据等方式获取收益的主张权、通过让与或放弃等行为变更原有个人数据收益法律关系的权利等；个人数据收益权与数据来源者的数据访问和使用权相辅相成，同数据处理者的数据收益权并行不悖。在机制配套方面，我国需要构建合格的数据管理与交易平台，保障个人对数据的控制以及数据的顺利流通；引入数据信托机制，推行数据集体治理模式。
生命科技伦理治理具有确定的法治保障需求，同时也存在必然的法治保障可能，伦理与法律的深层互嵌互动是生命科技伦理治理法治保障的应然思路。生命科技伦理治理法治保障应秉持全过程向善治理理念，从技术到制度，再到社会文化全方位治理，搭建严密的生命科技伦理全过程治理法律框架，建立生命科技伦理治理关键事项的确定机制。生命科技伦理治理应秉持系统向善的理念，完善生命科技伦理治理的法律规范体系，健全生命科技伦理治理的执法监管体系，构筑生命科技伦理治理的司法保障体系，构建生命科技伦理治理的社会支撑体系。
行政容忍作为一种平衡法律权威性与行政管理灵活性的柔性执法方式，具有单向性特征，其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不同行政行为中存在适用差异，是依据实际治理需求对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具象化延展。以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不危害重大公共利益为前提，行政容忍在相对人轻微违法、存在程序瑕疵、实施新兴领域探索性行为等情况下具备适用空间。在法治理念层面，需由行政主体基于尊重个体差异、落实执法目标、实现利益平衡等基本准则进行综合判断。在制度设置层面，为确保行政容忍具有可操作性，一是在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单行法中增设和细化适用标准；二是减少相对人强制性程序要求，提高行政主体执法要求；三是以指导性管理为主，优化新兴领域的执法流程，降低基层治理参与难度；四是提供多元化救济保障，扩大救济途径及范围，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6条确立了内部事务信息相对豁免公开规则，赋予行政机关决定公开与否的裁量空间。但受限于例示性规范缺陷和“要件-效果”结构中保护法益的缺失，构造前端的内部事务信息界定在实践中陷入“等内”与“等外”分歧，后端的效果裁量被限缩解释为绝对豁免公开，行政机关说明理由义务也因格式文本趋于虚置，其规范逻辑在构造两端的恶性互动下已走向自我消解。对此，宜参考动态体系论的规范技术指示，首要任务是将价值判断外显于法律规范，同时在规范性文件中对公开情形和不公开情形予以细化，并在现有制度体系内切实激活动态调整机制。这有助于说明理由义务实质化转型，限定司法裁判的评价框架，也能与国际立法惯例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规范逻辑保持一致。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主要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系统化传播引导公众对其核心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建设，实现传播效能转化，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在新时代改革攻坚、社会思潮交融碰撞、传播生态深度变革的背景下，我们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综合分析传播关系、内容、媒介、效果和治理等传播力核心要素，深度聚焦去中心化传播中的关系重构、注意力资源竞争中的内容生产、技术迭代中的媒介融合、社会心理层面的培养效应以及风险社会中的治理创新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究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建设的着力点、支撑点与突破点。
疗愈写作对身体的重视，与传统文学写作中对精神的推崇形成反差。作为创伤的直接载体，身体是疗愈写作发生的起点，为写作这一语言实践的疗愈功能提供了肉身基础。同时，主体在书写身体创伤经验时会直接影响肉身的生理状态。身体作为疗愈写作的对象，呈现两种“例外状态”：一种是感官失序导致主体的认知断裂，另一种是社会话语规训造成主体的表达困境。对此，疗愈写作的应对机制主要有三：“披露”、“反思”与“隐喻”。由此，写作者得以通过外位性的方式，重建对身体的客体化认知，进而达成疗愈目标。疗愈写作对身体的强调及其形成的写作机制，是丰富创意写作方法的有效途径。
咸丰朝创立皇帝三旬万寿恩科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此举远法清朝入关之初以科举取士配合武力攻伐之故智，近效太平军以科举取士为战略性举措，堪称清廷与太平天国在科举战线上的较量。皇帝三旬万寿恩科的提议者是彭蕴章，而不是咸丰帝，他力图变恩科乡试为恩榜“孝廉科”，在“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内部植入“以行举贤”的察举制元素，建立一种纳察举入科举的综合型选士用人制度。咸丰帝则着眼于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略性考量，仍按原有考试方式诏开恩科，有与太平天国竞争的意味。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晚清制度的诸多调整和变革，清廷主动应对和变革的一面亦不应被忽视。
在汉末三国乱世中，魏、蜀、吴三国频兴兵事却未能结束分裂，而源出曹魏的西晋最终实现统一。为探究三国归晋的核心机制，从历史政治学视角出发，聚焦“精英关系”这一核心变量，融合“战争制造国家”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路径，运用比较案例分析方法，阐释魏、蜀、吴三国在战争压力下的国家建构逻辑。三国政权精英整合策略的差异塑造了三种精英关系模式：曹魏（西晋）的“寄生型”精英关系依托制度化分权实现资源高效积累，但是政权内部精英集团形成制度性反噬能力，权力核心出现非制度性转移，导致政权更迭；蜀汉“压制型”精英关系因过度集权压制本土精英，致使统治基础瓦解；孙吴“操纵型”精英关系依赖派系制衡，引发持续的精英内耗。三国兴衰历程共同印证了前现代国家建构中资源整合效率与权力结构稳定性之间存在根本性张力。三国最终归晋的关键在于，曹魏（西晋）通过寄生型整合积累的战争资源优势经由司马氏代魏得以延续，而蜀、吴则因各自模式的缺陷自我削弱。由此提炼出的三种精英关系模式及“效率-稳定性悖论”机制，为理解三国政权兴衰及传统中国国家建构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中等社会（middle class）为现代国家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这是近现代英国思想家的共识。19世纪末，日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引入了这一“中等社会贡献论”。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就以养成日本的“中等社会”为目标，明治政府也希望“中等社会”成为支持国家的中坚力量。早期思想家认为“中等社会”与传统士族关系紧密，被描述为民众的引领者、政治参与者和上层社会的建议者。而新一代思想家如德富苏峰、幸德秋水则拒绝接续传统士文化，其赞美农工商各业的民众，揭示了“中等社会”在社会经济层面的意义。20世纪初，“中等社会贡献论”由日本传入中国，梁启超期望“中等社会”成为改良运动和议会政治的中坚力量，留日学生则以“中等社会”自居，愿担起国家责任，动员爱国运动。中、日两国的“中等社会”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走向分途，日本“中等社会”始终存在但泛化为普通的社会分层用语，而在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的传播，“中等社会”概念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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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