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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建构中国经济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重要元素，其中之一就是“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建构中国经济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对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富民厚生意味着以民为本促进民众富裕，这是中华传统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义利兼顾意味着在义利选择上平衡并重，这是中华传统经济伦理的价值原则。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是中华传统经济伦理的标识性概念。对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彰显中国经济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展现经济伦理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有助于使中国经济伦理学超越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学科视界，加快构建中国经济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伦理基底，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推动经济与伦理的互促共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大党独有难题”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中极具标识性的政治概念，其基础在“大”，重点在“独”，关键在“难”。遵循“何谓大党—为何独有—难在何处”的理路，梳理“大党独有难题”概念的创生性理路，能够为深刻把握其“四梁八柱”和破解方向提供认识论依据。从逻辑性构造来看，“大党独有难题”概念可以划分为本体论基础、认识论特征和方法论意蕴三个层面，三者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大党独有难题”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概念建构提供了范例，其能够以知识的本土性和原创性强化政治实践与知识逻辑的双向赋能关系，以自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自我确证与知识鉴别的认知范式革新，以体系的完整性和绵延性助推高扬自信与知识优化的辩证实施策略，展现重要的知识论意义。
人民城市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的守正创新，是对党领导人民开展城镇化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实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是人民城市理念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立足我国城市化进程由快速发展阶段迈入稳定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的核心诉求，其目标定位包含六个维度：创新是激发城市活力的关键要素，宜居是优化城市功能的中心目标，美丽是建设城市生态的系统导向，韧性是保障城市发展安全的综合能力，文明是赓续城市文脉的精神内核，智慧是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构建了城市文明发展的新图景，激活了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新动力，塑造了人类文明空间演进的新格局，为推动人类文明在空间向度的进步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确定为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目标。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鉴于人文经济学理念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要求具有天然的深层同构性，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理解与把握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价值旨归与实践导向，有助于深化人民城市理论的时代内涵，彰显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深厚底蕴，全面激发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创新动能，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促进文化和经济实现双向赋能，开辟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径。面向“十五五”时期，将人文经济学的理念注入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实践行动中，要加快推动文化资源和人文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能，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探索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特色之路，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进一步提升人的全面发展水平。
人文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分析范式的重要突破，场景理论在解决人文经济学核心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作为构建场景、分析人文经济学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场景化的过程中形成特定模态，借助符号组织与情感共鸣等实现人文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换。场景不仅是文化与经济形成交互的中介，更是人文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基于场景理论构建具体分析模态深入研究人文经济学，完善人文经济学的解释，夯实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补充其实践机制。构建生产行为、市场定价、价值评估等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建构路径和实现逻辑，以期为理解人文经济现象提供重要支撑。
基于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与“十五五”时期的新要求，构建创新驱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健全的逻辑解构与战略重构框架。首先，在驱动机制上，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互作用，并与其他创新链接，形成驱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健全的创新合力。其次，从产业技术、产业组织、产业分工和产业布局维度，分析“十五五”时期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面临的风险挑战。最后，从“点、线、面、体”即创新能力提升、创新主体协调、创新环境优化和创新集群发展四个维度，提出“十五五”时期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产业链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和核心动力。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科技创新通过生产要素维度的动力重构、产业结构维度的形态升级和创新体系维度的保障支撑，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量增质升。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超越创新领导能力的关口期加速到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的新形势，我国面临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深度融合主力军分散、西方技术封锁和制裁引发创新链产业链脱钩、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进程相对迟缓等现实挑战，其深刻影响科技创新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驱动力。为此，必须树立破界创新意识，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创新格局、拓展国际产业科技创新合作新空间、促进高效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下功夫，以提升我国以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成效。
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关键性技术突破重塑产业发展版图，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与战略支点。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剖析新质生产力对低空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赋能逻辑：以创新跃升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以协调联动激发产业生态效能、以绿色转型锚定产业可持续发展方向、以开放合作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以共享升级推进低空创新成果全民共享。然而，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低空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存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梗阻、产业生态协同机制缺失、低空消费市场挖掘不深、空域布局失衡等现实约束。对此，须以“创新增量做优-协同创新聚能-场景驱动迭代”为指引，凝聚新质生产力汇新之势，基于筑牢产业自主发展根基、打造产业增长极、筑牢产业发展保障，为全面建设低空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战略路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论断，内蕴探求“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意识和实践立场，体现了以实践推进人的解放的构思方式。“实践”既是马克思思想中不断凸显的现实意识推动批判趋向现实的必然选择，也是马克思依靠对德国社会的“原本”与“副本”及其关系的正确认知彻底批判黑格尔及其思辨哲学的唯一方式。“实践”绝不能停留于对“抽象的人”的自由实现的政治解放，而应将犹太人问题转换为“普遍的人的解放”，使政治解放具备“人的高度的革命”性质，从而达到一种原则高度。在“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中，发挥“心脏”作用的并非某种抽象的主体力量，而是处于“非人化和异化的最后阶段”的无产阶级。相较于其他社会领域中的各阶级，无产阶级已摆脱“自在”状态成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自觉要求否定私有制，并在争取自身权利的阶级斗争中决定性地推动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和文化解放于一体的人的解放。
在马克思思想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历史现象层面同时包含支配和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生产力的根本决定作用下，血缘和政治等超经济因素曾主导形成生产资料分配体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原始时期，所有制所包含的自由与支配“同根同源”；在古典古代时期，所有制所包含的自由以支配为实现条件；在西欧封建时期，所有制所包含的自由与支配“相互兼容”。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以资本为主导形成的生产资料分配体系，它使人对人直接的支配关系转变为资本对人的经济支配关系，自由根本上属于资本的自由，蕴含在资本对人的支配关系中。基于马克思所有制思想探究这些历史现象可以发现，所有制产生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支配与自由是所有制在概念层面的本质规定。在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不再是生产资料不平等分配的产物，人们通过自由人联合体普遍共享生产资料，因此能够消除支配，实现普遍的和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党规的生成与演进具有独特的历史面向。作为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共和国的先锋队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与建制的过程中，出于自我治理的内在需求和秩序确立的实际需要创制了党规这一管党治国的规范性工具。党规的应用克服了分散主义，实现了良善的党内治理。它同时承担了规训与教化的双重功能，将外在的纪律约束转化为党员内在的政治认同与道德修养。不仅如此，在旧法统失效而新制未立的制度真空期，党规超越了组织边界，以政策性法律的形态直接承担起社会秩序供给的角色，通过“废旧立新”的革命性策略，党规广泛介入土地改革、经济管理与司法运作，发挥了政策与法律的替代功能。由此，中国共产党党规为新中国的法治与政体建构提供了结构性基础与路径依赖的原点，成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法体制与政法实践的重要切入点。
传统政治学的国家研究受制度主义与功能主义范式影响，重制度轻文化，重结构轻观念，对国家的文化本质缺乏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反映其文化的设计，文化是一种为国家提供正当性支持的“内在制度”，能够为组织化的政治社会提供认同资源，是集体身份建构和共同体叙事的动力。国家内在的文化-政治关系本质上是单一性政治与多样性文化的关系。在现代国家中，地域、语言和族群的多样性是国家建构和维持单一性政治的考验，现代国家追求政治统治和文化整合的双重目标。前者强调秩序，后者追求共识；政治统摄文化，文化为政治提供条件。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整合能力受到削弱，复兴的族群民族主义带来了“有害的多样性”，国家因而陷入文化与政治对冲的困境。西方国家的内在困境表明，国家不能简单地选择消除或鼓励文化多样性，而是应该将多样性留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并认可其合理性，同时警惕和防止其侵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破坏性影响。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分支，比较方法的许多基本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长期以来，一元主义的科学观规制了研究者的认知逻辑，从而赋予比较研究单一的操作规范与研究目的。在当下，它突出体现为通过实验控制以契合反事实因果逻辑从而实现因果推论。然而诉诸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不难发现，反事实逻辑只是众多因果观中的一种，因果推论也只是比较研究的目的之一。当研究者的世界观发生改变，其研究设计与研究目的必然相应改变。真正的多元主义意味着社会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标准，一切研究方法及其操作规范只有在特定的知识场域中方能成为“常识”。以多元主义世界观为切入点，“何谓比较”“比较何为”“可比性”等基础命题获得了新的见解。
壮大耐心资本是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加快推进中长期资金入市、实现“长钱长投”是壮大耐心资本的主要途径。基于“长钱长投”与壮大耐心资本目标的一致性，“长钱长投”是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关键举措、强化投融资协同性的重要抓手和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的现实需求。当前，制约我国长期资金入市的因素在于投资价值和回报不足、投资工具和策略受限以及资本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等。为此，投资端应扩大长期资本供应，融资端应提升长期投资吸引力，市场交易环节应着力构建适宜“长钱长投”的市场环境。
在以“对等关税”冲击为典型的贸易摩擦常态化的背景下，提升出口韧性已成为我国保障外贸稳定的核心抓手。企业不仅直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多重冲击，还受制于传统出口模式中产业链条冗长、利润微薄与市场集中度过高等现实约束。构建包含抗冲击性、恢复性、自我更新以及再定位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可系统识别出口韧性的关键来源，并为提升出口韧性提供可操作的着力点。作为意义重大的制度创新探索，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凭借降低成本、分散风险与优化供应链等优势，为提升出口韧性提供了有效途径。立足未来出口贸易发展趋势，我国应继续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数字金融、风险预警以及绿色转型等措施的落地，创建更具韧性及可持续性的外贸发展模式。跨境电商综试区的集约发展不只是稳外贸的有效实践，更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开放、提升外贸长期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是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基于对C市W区的个案剖析，运用嵌入性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三权分置”改革助推乡村治理结构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制度嵌入、主体嵌入、资源嵌入协同驱动的系统性变革，对乡村治理结构优化具有根本性重塑作用。(1)制度嵌入以所有权、资格权重构为核心，通过明晰权责结构，强化村集体治理合法性，推动权责结构由行政垄断转向多元共治；(2)主体嵌入聚焦资格权认定，引入新型治理主体，重构组织结构，构建“政府引导-集体主导-农民参与-市场协同”治理格局，破解传统治理主体单一与能力不足困局；(3)资源嵌入依托资格权活化与使用权流转，引入政策资源、社会资本等优化乡村资源配置结构，为治理结构优化提供长效保障。从制度、主体、资源三重嵌入过程揭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助推乡村治理结构优化的内在机理，以产权制度创新破解乡村“善治密码”，为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社会工作正经历深刻转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引入虽提升了社会工作服务效率，扩大了服务覆盖范围，但也带来人文关怀缺失、服务关系异化等现实问题。作为驱动社会工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逻辑，技术理性强调效率与目标最优化，但常与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张力。为回应这一冲突，引入“关系正义”作为数字化社会工作价值引领，其强调在服务过程中保障对案主的尊重、承认和包容，凸显专业关系的公平性与互动性，守护社会工作的“人性内核”和价值传统，推动社会公平与包容。基于此，可从重建数字空间关系、提升专业伦理与实践转化能力、强化算法与数据治理的公平性以及加强政策制度保障等方面构建关系正义内核，以此为数字化社会工作的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兼容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以文资治”是文化与治理之间深层逻辑关联的具象表达与实践指向。在价值维度，文化以符号系统、仪式实践与叙事传播构建社会成员的共同认知框架；在秩序维度，文化借助非正式制度、隐性规范与文化认同形成弹性的治理体系；在动能维度，文化以资源整合、创新驱动与资本转换的形式，实现文化优势向治理效能的多层次转化。开放包容的文化能够确保治理体系保持兼收并蓄的活力，实践导向的文化可以强化治理举措的落地实效，向上向善的文化则赋予治理实践以伦理底蕴，这三个方面构成一个系统，回答了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有效发挥治理效能的问题。面向未来，持续激发和提升以文资治的效能，需要文化子系统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自组织运行基础上，通过交互式与泛在化运行，实现与政治、经济等子系统的协同演进，并在实践中不断创生新的文化，生成新的治理效能。
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与可复制性引发了广泛的“平行持有”现象，为多个数据处理者分享同一数据的利用价值提供了事实基础。但是，平行持有人之间常常缺乏足够能力对数据权属的分配作出明确约定，侵权法也难以为平行持有人的连带利益提供排他性保护。为了给数据处理者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有必要在财产法层面确立一套有别于物权共有、合作作品或专利先申请等赋权方案的平行财产权规则。作为一套默认财产权规则，数据平行财产权是“一数数权”原则的具象表达，旨在在不违背当事人的合作目的与重大利益期待的前提下，赋予各方并行不悖的数据使用权与经营权，从而充分挖掘数据的流通复用机会，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发展。
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面临数据交易成本高、数据失信行为频发以及利益分配失衡等市场机制失灵困境，阻碍了数据要素的可信高效流通。上述市场机制失灵困境法律症结在于，数据要素的动态性、公共性与价值聚合性等特性与产权法律制度的权利界定逻辑并不适配，难以通过数据产权交易实现数据要素有效配置。为此，应将基于层级制的可信数据空间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法律机制，发挥共识性制度规则与内部化治理机制的“奠基石”功能。对于可信数据空间主导型数据要素市场的法律制度建构，应完善数据治理体系以降低交易成本，建立数据监督机制以抑制失信行为，构造贡献导向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兼顾多元主体利益。
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或缺乏正当理由使用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已进入智能化深度应用阶段，其法益侵害性日益加大。通过对比例原则的审查可知，将该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具有正当性。对其刑法规制条文的设计，形式上应当选择“法条分列列举”的方式，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增设第四款，以专门规制该行为。内容上应当设置与法益损害程度相适应的法定刑，并明确将“知情同意”和“合理使用”作为违法阻却事由，以织密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法网，切实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新大众文艺是根植于大众文化，借助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深刻变革文艺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新文艺形态。在数字化时代，新大众文艺呈现创作主体多元化、传播媒介数字化、创作方式交互化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平台资本扩张与算法技术深度应用的现实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平台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艺生产异化，算法推荐技术的文化隐忧与安全风险，以及商业平台盈利模式扭曲文艺评价标准与文艺生态。鉴于此，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助力其从“高原”迈向“高峰”，需要完善平台监管与反垄断机制，营造多元健康的创作生态；树立算法伦理责任意识，冲破信息茧房，倡导健康审美观念；健全文艺评价体系，抵制唯流量论，切实提升内容品质。
“无弦”滥觞于古琴音乐美学，蕴含着言意之辨的玄理，自陶渊明之后逐渐成为古典文学艺术中的经典意象，寄托着文人士大夫的哲思之理、山水之情、修身之志。象思维以居间性、生成性、境界性为特征，孕育了独特的中国诗性智慧。“无弦”即中国象思维诗性智慧的集中体现，它悬置了概念思维引发的技术化、单向度化倾向，展现艺术创作与人格修养合一的境界。“无弦”所寄寓的诗性智慧，使审美观照回归到人的存在与实践本身，回归到工夫-境界论的文化脉络中来，为当今受功利化因素影响的艺术创作与审美活动带来深远的启示。
汉晋以来，江南士人为融入主流社会，竭力塑造一个与“中国”高度同质化的江南，这使得江南一直朝华夏化、中国化方向演进。然而，主流人群仍视江南为荒裔，这在地域歧视的表象之下，更暗含着其在政治上排斥江南士人的意图。永嘉之乱后，主导话语权的中州胜流徙居江南，并逐渐与南人合流。东晋南朝之时，为破除北人居“中国”者为正统的舆论攻势，南人通过礼制改革，调整了“中国”的空间坐标，确立了建康的天下中心地位，并转而以江南为“中国”。江南跻身“中国”行列后，南人也逐渐萌生了“中国”人身份认同意识，这成了沟通南人、北人的精神纽带，为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开启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近代以来，水上生活的疍民进入新式知识分子的视野。早期的礼俗调查与研究重视疍民歌谣，强调水域与陆地的地理区隔如何塑造“疍族”。20世纪30年代中叶，岭南学人的两次社会调查研究特别强调了水域社会与陆地社会的文化同一性，尝试在现代国民视域下重释疍民。此后，陈序经将疍民视为因封建社会压迫导致落后的边缘群体，改变了对疍民无历史、无文化、无道德的传统认知。疍民因置身水域的特殊性被知识分子以“疍族”的身份重新发现，而后又因民间之“民”的身份彰显现代性。与其将疍民与陆上人的水陆地理区隔视为族界之隔，不如说疍民代表了传统中国备受压迫的“民间”之民，对水域社会实现现代治理的迫切性也由此进入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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