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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社会动员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史的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团结动员全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优势。习近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动员的重要论述，回答了为何开展社会动员、如何开展社会动员等问题。习近平关于社会动员重要论述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为重点，以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关键，对于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新时代新征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社会动员重要论述，要深化思想发动，扩大群众参与，创新协同机制，不断提升社会动员能力，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的重点突破和多方面的协调推进，需要正确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推动生产力向“新质”跃升：确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调，坚持“稳”与“进”的动态平衡；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次序，坚持“立”与“破”的衔接贯通；明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线，坚持“长”与“短”的齐头并进；谋划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布局，坚持“上”与“下”的联动统一；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格局，坚持“内”与“外”的互补统一。
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当代理论研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直接动力，通过制度创新与机制优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变革，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通过反馈与引领机制，为改革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信心、减少损失和指明方向。这一互动关系及其机制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规律，从而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随着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和出路进行了深入思考，集中体现在：一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为中国现代化创造前提条件；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正确方向；三是初步勾画了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和中国国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化目标蓝图；四是发动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联合斗争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依靠力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中国现代化在前提条件、发展方向、目标蓝图和主体力量等方面的探索实践，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探索国家现代化出路的被动局限，驱散了历史的迷雾，摆脱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困扰，开启了以革命导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积累了历史经验，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重大政治伦理命题，因其能够彰显中国共产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伦理追求、勇于自我革命的伦理境界、忠实践履马克思主义政党责任的伦理精神以及强化执政正当性与有效性的伦理取向，具有深刻的政治伦理意蕴。从政治伦理“基本域”出发，“初心使命”之“善”持守实现难题、大党大国“善制”构建完善之难题、长期执政大党永葆“善能”之难题以及大党党员主体“德性”养成之难题共同构成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伦理表征。基于此，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伦理之道应包括：以人民至上根本价值伦理为指引，推进理论创新、入心与见行；以健全党内制度伦理规范为驱动，构建良善国家制度体系；以加强大党组织伦理建设为支撑，提升组织内生力与政治统合力；以养成党员主体伦理道德为基础，锻造先锋队政党品格。
通过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性解读，斯蒂格勒将问题的时间性结构扩展为三个维度：提问之前、提问之后以及回问。通过分析构成着存在的药理学情境，斯蒂格勒意在说明存在在提问之前已经置身于一个异在的环境里，提问因此将存在和异在对立起来。提问之后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对答案的无知是一种“毒”，尝试回答问题则是一种“疗”，毒与疗是药理学的两个面相。问题一经提出，便要求存在不断回到问题中，即回问。问题包含着存在之前的事物，迫使存在一次次回到过去，并体验不再在此的超时代性，进而召唤超越现在的尚未到此之物。斯蒂格勒的技术之思形成一种独特的问题哲学思想。
“礼貌”是被18世纪欧洲思想界普遍探讨的一个重要概念，康德在吸收了该概念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后将其运用于道德人类学的研究。在他看来，相较于激情对道德的阻碍，礼貌虽不必然导致道德，却是促使道德法则落实于感官世界之中的主要经验条件。为替礼貌作合理辩护，康德区分了“欺骗”与“幻觉”，论证了礼貌是一种诱惑的错觉，而非愚弄的假象。作为一种错觉，欺骗指的是你一旦知道对象的真实面目，就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状态的一种印象；而幻觉则是一种知道为假却依然无法消除的假象。通过这一区分，康德试图论证作为幻觉的礼貌之于道德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康德在人类学上的这一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打破世人对其道德哲学之形式主义的刻板印象。
经济学是一门文化科学。在异质文化之间，有不同形态的经济学是自然且必然的。在西方经济学传入以前，中国有自己的“经济之学”，它奠基于先秦而发展至明清，可称为“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解“中国古典经济学”离不开对其经济概念、需求理念和经济目的进行的研究。“中国古典经济学”是一个由泛爱自然、生命的人文精神贯通其中的人文学术体系，是人文经济学的中国古典形态，即“中国古典人文经济学”。这种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情感，“中国古典人文经济学”以此为中心课题，围绕该课题的学术内容由四个方面组成：(1)“天道论”是对泛爱自然、生命的生态情感之本源与本质的哲学解释；(2)“二重人性论”根据“天道论”解释生态情感的人性基础及其来源；(3)“理性需求论”根据“人性论”揭示生态情感需求的本质；(4)“天人和谐论”探讨经济实践过程中符合生态情感需求本质要求的活动方式与方法。“道德情感论”是“天人和谐论”在思维向度上的展开形式，探讨符合生态情感需求本质要求的情感思维方式与方法；“德性营生论”是“天人和谐论”在行为向度上的展开形式，探讨符合生态情感需求本质要求的情感行为方式与方法。故“中国古典人文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生态经济学，可称为“中国古典生态人文经济学”。
江苏是新时代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沿与示范阵地。首先，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系统梳理。结果表明江苏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时间上处于上升态势，在空间上南京和苏州处于优势地位，且整体形成领先型、进步型和潜力型等城市分类。其次，运用“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的理论框架阐释江苏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城市联动，构建人文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多维协同，锚定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增长；双向并举，打造人文经济理论实践双示范高地的发展对策。
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需求，任何社会都需要规则。既有社会秩序的规则大多建立在物理空间的基础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拓展出全新的虚拟空间，而且造就了数字社会这一社会形态。从空间维度来看，数字社会出现了三元空间的融合，这就使得以往建立在物理空间基础上的规则失去了效用。我们应该适应数字社会三元空间融合的趋势，适应规则的代码化要求，在代码规则化和规则代码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实现编码化规则对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有效约束。这就需要对作为规则的代码本身进行有效规制，从而使代码成为数字社会的“善法”。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之一。数字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基层数字治理实践中，“局部空转”问题愈发凸显，并具体呈现为象征性、选择性和转移性等多重行动面向。在基层数字治理场域空间中，政治任务硬推的高压传导和政治避责的留痕应对、数字悬浮与技术非适配性、主体弱协同与治理脱嵌等多重因素，共同引发了基层数字治理的“局部空转”困境。对此，亟须通过构建制度、技术与行动视角下的多维路径体系，消解基层数字治理的“局部空转”困境，全面实现基层数字治理的现代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演进引发了内容生产模式的深刻革新，导致传统内容治理范式的式微和失效。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规律出发，强化其风险治理逻辑，不仅是消除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张力的科学路径，也是提升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和可信度的关键步骤。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演化逻辑中，算法、算据和算力是三个关键的技术层次。依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演化逻辑，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体系化路径得以生成：算法产品是人工智能技术存续衍生的基础单位，需要强化算法模型的可解释性和透明度；算据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演化的核心资源，需要构建安全、规范、共享的算据标准；算力配置是人工智能规模运行的底座保障，需要保障算力的可持续供应和资源的规模化配置。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转型催生的“加速社会”中，新型社会“内卷式”竞争呈现三重表征：低欲望社会的价值祛魅引发的存在论悬置、倦怠社会的功绩主义衍生的现象学危机以及原子化社会的系统殖民所致的交往理性失序。这些表征共同揭示了社会竞争失范与主体精神危机的互构困境。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建制，教育领域深陷工具理性扩张、阶层结构梗阻与文化趋同异化等社会内卷桎梏，亟待建构“价值-文化-生态”三维破解路径。在价值维度上，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根基，重构以自由理性主体培育为核心的价值坐标，摒弃工具理性对育人本质的异化逻辑；在文化维度上，厚植后现代主义“多元异质”的文化内核，构建差异共生的新型文化范式，助推制度从“标准化管控”向“差异化治理”转型；在生态维度上，通过调适教育系统内部多元共生机制、促进教育-社会双向赋能演进并建立动态适应的生态拓扑结构，消解代际流动阻滞。破解路径以主体解放-文化革新-阶层疏通为解卷链条，为重塑社会竞争生态提供系统化方案。
历史社会学在中国有着独特的演进脉络，既与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相关，也嵌入学科建设的发展过程。它发端于社会学引入中国时期，对接史学传统的群学被视为救亡图存的思想资源，呈现对历史维度的重视；在20世纪20年代开启的社会学专业化进程中，以社会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被视为社会问题的总体解决方案，取径历史成为学科发展策略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科危机促进社会学中国化需求的增长，发展历史研究也被视为可能方向，出现针对诸多具体问题的纵贯研究。这一传统有着开放的学科定位、自主的问题意识、扎根史料的方法取向，超越了分支学科的限制，逐步演进为旨在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知识生产路径，可以为当下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历史参照。
“抵抗”是青年亚文化的鲜明特征，其可能引起主流文化的约束甚至管制，进而限制青年亚文化的生存空间。网络时代技术和场域的变化，带来青年亚文化在产品生产、内在追求和形态表现等方面的转向，并不断突破传统的发展边界。仍然“叛逆”的青年亚文化，会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和身心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应以青年亚文化大众化转向为契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树立坚定价值自信，涵养积极社会心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年亚文化的共融共进，推动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
在当代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城市青年的生活模式通过持续地实践与嬗变，影响代际关系的互动与逻辑。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以“制度与生活”微观路径为分析框架，从消费实践、社会交往和职业发展三个维度，对城市青年生活模式的嬗变进行阐释。发现生活模式嬗变与代际关系的互动，主要体现在欲望和压力之下的资源下行、个体意识和“家文化”的碰撞调和以及纵向家庭共同体的建构等方面，并产生了依赖型、协商型、捆绑型的新型代际关系。鉴于青年生活与代际关系在个体行动和社会实践中互相作用，形成复杂的张力，要从个体、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及平衡角度出发，倡导城市青年超越制度性依赖，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维持个体生活方式健康发展。提出增强人的主体性、增强情感维度联结、增强应对风险能力的可能路径，以超越消费异化、代际剥削和个体脆弱性。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数智化要求政府服务市场的方式由营商规则清晰化、透明化向政策供给精细化、个性化转型。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具箱中，企业法律风险治理结构的传统守旧导致其教条化、形式化。通过技术治理调节科层制的运行模式，能够实现企业法律风险的“数智化”升级治理，进而实现从“要素契合”到“监管+预警”、从“行为风险防控”到“全生态风险防控”、从“刚柔分立”到“刚柔并济”、从“主观识别”到“技术穿透”的治理形态变革。基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维护，在企业法律风险治理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应注重企业端、技术平台功能和监管端三方面的构建。
从著作权法来看，GenAI模型训练是对作品的非表达性使用和非作品性使用，而事实上其属于一种类似于人类学习的对作品表达的特殊使用。GenAI生成物虽然在表达上与原作品不同，却完全可能成为众多原作品最优的思想、风格的集大成者，在生成物产量远高于人类作品的情况下会恶化作品市场的竞争环境。鉴于先授权后使用存在授权难以实施等弊端，而GenAI模型训练使用作品的行为适用合理使用制度予以侵权豁免无法平衡人工智能发展和著作权人的权益，建议根据惠益分享原则，在GenAI模型发展初期采用合理使用制度配合政府基金，时机成熟时再在立法上新增法定许可类型，并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完善为配套。当前，在合理使用制度的具体安排上，GenAI模型训练对作品的利用行为不符合《著作权法》第24条第1款规定的合理使用任何情形，但与“三步检验法”不冲突，可以考虑在司法实践中利用目的性转换规则将模型训练行为解释为合理使用。
协同化治理是新时代腐败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腐败治理的时代诉求。腐败治理主体的协同化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协同以及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四个方面，应当发挥其各自优势，协同作战。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协同一体推进中，须实现腐败治理机制的协同化。通过完善腐败惩戒法律体系和腐败惩戒衔接机制，推进腐败惩戒机制的协同化。通过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健全公民参与监督机制、加强媒体舆论监督机制，实现腐败防范机制的协同化。通过构筑内部心理保障机制、搭建廉政激励机制通道，推进廉洁自律的协同化。推进“三不腐”机制之间的协同化，既要重视其线性化处理，明确各个阶段的任务并细化具体措施，又要整合优化各项资源，协同推进“三不腐”机制的立体化构建。
打造良好的市场秩序是个人数据治理的重要任务。既有的个人数据治理以私权与公权为基础，二者均建立于个体理性之上。碍于个体理性的局限性，现有的治理策略无法应对数据处理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对此，法律应当走向反身法，以程序性规范引导社会集体行动治理个人数据。数据社会权以群体层面的社会权与个体层面成员权为特征，正是数据集体治理的权利基础。在数据集体治理中，公众能够通过参与数据集体性组织以及组织内部的商谈程序形成公共理性，进而实现对数据利益的理性安排。因此，未来的个人数据治理应着重推动公众参与的实质化与民主化，构建分配合理的数据治理体系。
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非遗保护国际范式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以长江干流人类非遗整体性保护为切入点，突破传统村落尺度的空间局限，首次以文化聚落概念，构建流域人类非遗整体性保护框架。通过民俗学田野调查等跨学科方法，揭示文化聚落在长江干流人类非遗空间中的相关性、传承性与生态性等特征，并针对现行整体性保护中存在的行政区划壁垒导致的传统社区解构等系统性困境，提出三大创新路径：其一，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跨省协同机制破解政策壁垒；其二，通过文旅融合实现“非遗-生态-经济”协同发展；其三，通过多技术融合达成数字化叙事的协同创新，为流域整体性传承提供兼具空间整合性与生态动态性的方法论。
西部文学是丰富而多元的，而由于地域差异，“西部”本身成为意蕴广阔的文化意象。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西部”不仅很难与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域”截然分开，而且与今天关于新疆的想象合在一处。那么，作为西部文学重镇的新疆文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哪里？问题的答案在文学中的西部风景书写和人的风景建构起来的世界中。以历史叙述和主体表达为轴，以西部书写为参照，空间景观、艺术形式、创作主题和记忆与反思基础上的审美理想是突出的星丛与坐标。西部美学风格是汇聚多条线索历史积淀而成，与人的生命形态、个体意志和作为整体的“美好的人”的想象贯通，是历史活动主体和人之理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浪漫精神和美学气质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是理想生活不可缺失的重要维度，西域或边疆由此建构起自身独有的游牧美学。
新时代廉洁文化以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为源泉，以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经验为滋养，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彰显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思想自觉，反映了全党全社会对廉洁传统、廉洁理念、廉洁规范、廉洁风尚的价值追求，是党永葆自我革命精神的成功密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要传承廉洁基因，不断赓续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根脉并提炼经验，把握历史意蕴中立德为民的内在线索与知行合一的丰富维度，又要紧扣文化脉动，始终坚持从“两个结合”的高度来理解廉洁文化古今异同之间的转化与发展，明确治国理政逻辑中廉洁文化突出的现实价值，以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来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三世纪危机后，罗马帝国趋于衰亡，至中世纪，昔日的帝都已然残破不堪。文艺复兴时代以降的罗马是在教廷支持下经过有意规划兴建起来的最庄严的城市。意大利统一后，从埃曼纽尔二世至墨索里尼的历任统治者力图通过对古罗马遗产的再发现与改造，为其政权提供一种新的象征秩序。从帝国首都的“第一罗马”到教皇之城的“第二罗马”再到意大利王国首都的“第三罗马”，“永恒之城”的政治空间与象征意义经历了多次嬗变。近代的罗马经过多次重构，转变成既保有古罗马遗迹又带有基督教气息的民族国家首都。
路易十四去世之后，法国贵族将“民族”重新引入政治话语。18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危机中，法院贵族大力标举“民族”概念，并自命为民族的代言人，民族开始成为与国王分离的政治实体，并通过公共舆论在日常政治话语中广泛传播。但贵族是在以等级-团体制为基础的“特殊主义”思想框架中理解和运用“民族”概念的，这种保守性在革命前夕导致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的决裂。西耶斯以自然权利学说，对“民族”作了同质化、单数化和非历史性的定义。革命者选择性地运用卢梭的公意学说、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理论，重塑了绝对君主制的代表理论，新的国民议会因而获得了代表民族主权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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