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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今后一个时期奋斗的主题。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动力，中国式创新的理论内涵、历史跃迁和时代方略显著区别于西方创新理论。中国式创新必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的独特创新范式，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制度支撑，以“自主可控”为安全前提，以“创新市场”为要素依托，以“万众创新”为基础驱动，以“开放式创新”为发展原则。中国式创新的历史跃迁经历了“政府主导—政府推动—市场导向—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四个发展阶段。中国式创新的时代方略要求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优化新型举国体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调动人民群众创新激情、培育全民创新氛围，培育中国式创新文化、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两个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深刻总结，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核心密码。回望百年党史，从“三个结合”的初步尝试到“一个结合”的理论探索，再到“两个结合”的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在回应时代之问的同时，对自身历史叙事逻辑的认识愈加系统深刻。我们要立足于党的理论创新，根植于党的实践成就，面向党的历史使命，以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为指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用特色话语彰显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在继续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开辟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境界，助力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全面、快速发展。
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点与比较优势。党的纪律与生俱来，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纲领与组织要求之中。奉行“铁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观的鲜明特色，围绕政治纪律来加强纪律建设是党的纪律建设的主线。党的纪律具有规范性、政治性、自觉性、严格性、时代性等显著特点，唯有坚持人事、政事、规制相宜原则来深刻认识党的纪律，才能明确党的纪律建设的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深刻揭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逻辑、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与基本内容布局，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持公私分明、法纪分明、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从严执纪、纪法衔接，乃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新理念；突出党的政治纪律、强化纪律的政治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乃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新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与针对性，必须对标全面从严治党目的，在党的建设系统性中定位党的纪律建设，树立科学的党纪观。
党的建设话语体系体现党的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是党的建设概念、范畴、术语、命题等话语要素的体系化呈现。新时代党的建设话语体系建设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自信、开放、先进的政党形象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坚定立场、政策宣传、实践推进、历史叙事、学术研究等方面，党的建设话语体系有着意识形态引导、动员感召、指涉引领、传承记录、阐释论证等多重话语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大力推进，党的话语创新方兴未艾，同时，党的建设话语体系建设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混同、时代话语与历史话语交错、本土话语与国际话语相对脱节等方面。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充分认识到党的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在顶层设计、关系把握、细节调适、学术支撑、国际传播等方面协同推进，自主构建和优化党的建设话语体系。
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是宗法伦理的源头。在伦理维度上，殷代祭祀先公、选祭与周祭先王的宗教性活动，强化了族长（商王）的权威，凝聚了宗族共同体。西周初期，祖先崇拜发展为作为理性制度设计的宗法制，并且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而形成了宗法分封制，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随之确立，孝、友成为核心伦理规范。春秋时期，孔子继承了孝友观念，构建了以孝悌为基础规范的儒家伦理。其后，儒家学派提出了五伦、三纲、六纪等观念，宗法伦理成为儒家伦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宗法伦理与君主专制政治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另一方面，宗法伦理在儒家仁爱思想的强烈影响下，以血缘伦理为道德进阶的基础，超越了血缘之爱，不断追求“亲亲、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天地一体之仁”的道德理想。这也是儒家伦理宝贵的现代价值。
自我是德育的重要概念，具身社会认知为审视德育中的自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自我可以区分为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基于这两种自我类型，具身德育分别依循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一方面，自我的具身性与德育中的体验自我紧密相关。从体验自我的内部结构看，自我拥有感和自我行动主体感为德育提供了第一人称视角；从体验自我的外部关系看，最小自我和原始自我为德育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另一方面，自我的文化性和社会性与德育中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的融合紧密相关。围绕显性自传和隐性自传分析德育的文化属性，既要依循存在论路向，全面关注文化比较上的同与异，也要依循知识论路向，深入把握人格培养上的知与行；围绕叙事自我和社会自我分析德育的社会属性，既要依循存在论路向，基于历史评价进行关系审视，也要依循知识论路向，基于道德评价进行关系建构。
共同体理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把钥匙，共同体伦理观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居于核心地位。分析马克思关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假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论述及其体现的共同体伦理观，能够明确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伦理观的思想路标，在思想史维度上确立其对以往伦理观的超越。从核心要义和内涵来看，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伦理观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主张每个人都要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伦理观崇尚自由的创造性劳动，主张作为社会力量的生产劳动不应成为外在的和异己的力量，而应该是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同时，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伦理观追求真正的共同体的完成，要求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普遍对立和对抗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重要理念，这些理念的和谐共生、开放包容、团结进步的伦理意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伦理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中国政治学知识地图的建构依赖一系列前置性思考：何为政治学的“学科”？何为“中国”政治学？何为建制性概念？为何强调建制性概念？比较政治分析的框架怎样？比较政治分析如何建构政治知识地图？政治学是对政治实践与政治经验的知识论证，“现代”政治学是对现代政治经验的知识论证，“中国”政治学是对中国地域经验的政治知识论证，因此，中国政治学有“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的双重结构，政治学史研究应当从“教育史”转向“知识史”及知识的社会政治分析。政治的知识化有三重维度：第一，日常生活的意义与生活知识；第二，作为正当性论述的传播性知识；第三，作为职业分化与理论化表述的学术知识。尽管政治学是一种职业分化与理论化的学术知识，但其根源应当追溯到传播性知识以及日常生活知识，并以建制性概念作为“中国分析”的具体内容。政治知识的结构框架实质上是一种比较政治分析，以“共同体的营造”为框架，可以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地图。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转型发展的理论基石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形成与建立历经概念生产和学科驱动两个环节。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概念生产经历从“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到“马克思政治学”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变迁历程，其阐释重点逐步从思想学说演变为学术范式，并有学科驱动的萌芽。在20世纪30年代，以邓初民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学家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驱动工作，形成了以“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正式成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主流，并为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恢复和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人才储备和学科样式。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需要积极回应和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不断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自信。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知识体系的探索，需要从具体的学科体系中的专业知识深入到话语体系中的综合性的知识。这一知识体系包含两大部分，一是“初级社会化”的知识，即一种普及型的知识，主要作用是构建“意义之网”，包含了专业研究类作品中的政治知识体系、普及性理论宣传中的政治知识体系、工农业余教育中的政治知识体系等。二是“次级社会化”的知识，即一种基于劳动分工的用以获取角色的专属知识，主要包括高等学校“政治学专业”中的“国家与法”知识体系、人民大众自身政治实践获得的政治经验与案例等。当今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知识体系之间有一定断裂，同时存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并发表重要讲话，殷切期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省域经济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强富美高”是省域经济强的现代化维度，是中国式现代化江苏实践的特色方案。十年间，江苏省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总量持续增强、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更加协调、经济大省向低碳绿色发展转变、创新驱动引领全局发展、内需和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江苏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规划提供了样本经验。为了进一步“走在前，作示范”，江苏未来应加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共享发展、注重能源结构转型与低碳发展，书写现代化新时代经济强的新答卷。
作为后发赶超的关键举措，明晰颠覆式创新的驱动因素与现实路径对我国后发企业创新发展意义重大。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方面，通过技术机会窗口、管理机会窗口和市场机会窗口三重维度为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提供强劲推动力与支撑力。然而，技术困境、组织错位和产业失衡等问题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赋能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发展的重要堵点，须从制度奠基、主体共治、多维突破和人才保障等多个领域发力，积极探索后发企业实现颠覆式创新的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突破性技术的创新性使用和生产力诸要素的优化组合。数字技术创造了全新的生产工具和以数字平台为典型结构的生产组织形式。由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凝结的数字生产力，具有新质生产力的典型形态。数字劳动已成为当下人类劳动方式的最新样态，具有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对象非物质化、劳动主体多样化、劳动与闲暇界限模糊化等鲜明特征，数字劳动关系中的雇佣关系、分配关系与薪酬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数字劳动者是数字生产力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数字劳动松绑了劳动的主体与时空限制，但在数字资本权力的支配下，出现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场域扩大、劳动者工具化等问题，挤占了劳动者的思考与学习时间，影响了劳动者的身心全面发展，并可能触及社会伦理风险，削弱甚至摧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基础。以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构建新型数字劳动关系，要从观念、体制与市场层面入手，规范数字资本运行，保护和尊重数字劳动者合法权益，提升社会数字素养，倡导创建数字共同体和数字文明社会。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打破了现有社会分工结构的平衡，而且以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形态促进新的社会分工结构加速形成。既有的社会分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呈现“对抗性”“城乡差别”“体脑差别”“片面”“原子化”等特性。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原有的社会分工结构无法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两者之间具有的内在逻辑，理应是调整社会分工结构路径的基本逻辑。新质生产力促进社会分工结构调整的发展路径，不能局限于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形式而产生的分工，而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依归，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生产协调共存、共生的分工，要把利己、利他、环境友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要正确处理新的劳动生产协作方式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构建社会生产领域分工的模块化系统和劳动生产协调化系统，形成以与新质生产力客观要求的整体利益、共享利益相一致为特性的社会分工格局和社会分工机制。
在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加持以及资本逻辑的操控下，网络符号消费环境越来越呈现“消费时空脱域化”“消费行为欲望化”“消费决策疲劳化”等“幻翳化”趋势。之所以会形成上述幻翳之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从经济发展来看，网络经济带来的消费模式变化和生产关系重构，是其形成的经济环境原因；从消费文化来看，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成以及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裹挟，是其形成的社会环境原因；从传播效应来看，技术变革带来网络符号消费的兴盛，是其形成的技术环境原因；从心理动机来看，消费者个体呈现的示差性和示同性消费心理及其行为动机，是其形成的个体心理原因。为了营造“返实求真”的网络符号消费环境，不仅要抵御符号消费主义以摆脱资本和技术的合谋操控，而且要去除消费环境的“杂质”以营造积极理性的网络消费氛围，最终回归“人的主体性”，寻求“所买即所需”的理性消费之路。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既是“城乡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支点。其核心要素包括科技成果、教育资源、医疗卫生、道德观念、社会风尚以及公共文化六个方面。其中，道德观念、社会风尚、公共文化属于“融合发展”的深层，不仅能根本性地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及其上限，还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和内在关联性。就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各地实践经验来看，必须多方面协同发力才能潜移默化、久久为功地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行稳致远。具体而言，有如下四条有效路径：一是改善城乡交通及数字基础设施，丰富城乡社会互动场景；二是发展乡村文旅产业，培育乡民面向陌生人社会的诚信理念与服务意识；三是深耕内发节事活动，提升乡风文明建设效能；四是强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社会服务功能，关爱弱势群体。
近两年在黔东南兴起的“村BA”“村超”以赛事为载体、以人民为主体、以民族文化为资源、以快乐生活方式分享为路径、以融合创新与流量赋能为手段，力促移风易俗，实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发展，探索出一条共创、共享与共情的精神文明创建之路。“村赛”展现的价值理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等契合了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所需的精神力量、道德滋养和文化自信，可被视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样态，亦开辟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地域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社会信任格局主要表现为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和以观念、信仰共同体关系为基础的普遍信任两种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中以宗教信仰、契约精神等构建普遍信任的经济社会学阐释逻辑，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遵从的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普遍信任理念，虽未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运作机制，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影响着乡民的社会文化心理。从其构筑的基本策略看，这种以道德感为表征的社会心理基础通常无法实现较高的道德理想，应充分关注普通乡民“人何以为人”的根基特性。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离不开民众对日常生活的意义感与道德感互融共进的普遍信任生态格局的支撑。要确立、培育“人之为人”的筑基性的社会普遍信任价值观，将张贴“诚信标签”的基层道德感建构方式作为化解现代乡风文明建设难题的重要抓手。
建构中国自主环境法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环境法学人的新使命，其关键在于加强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自主性，而文化自觉是自主性获得的重要体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历史连续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探寻中国环境法学的传统文化基因，有助于夯实中国自主环境法学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探索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当代环境法价值取向，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环境法学的价值引领与注释作用。为此，环境法学研究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以“两个结合”为根本原则，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现实途径，建构中国自主环境法学知识体系，扩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现代生态文明的创新空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可和解性，适用仲裁符合公共政策导向以及适用仲裁具有实践参照决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仲裁的正当性。现行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及诉讼各有局限性，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仲裁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契合法典“纂”的要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仲裁宜采取独立化模式，建立专门的仲裁机构解决该类纠纷。在“入典”方式上，应在法律责任编中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仲裁的基本规则。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适用仲裁应有边界，即损害行为的违法性问题及通过行政调查及刑事侦查方式获取的证据的合法性争议不应被纳入仲裁事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仲裁机制与磋商机制应为并行关系，而生态环境损害的公益性决定了公开纠纷解决机制设计的重要考量因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与发展的关键路径在于其创造性转化。而设计作为文化可视化呈现的核心途径，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现代化革新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平台。设计美学在为设计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的同时，也提升了文化设计的表现力、识别力。然而，传统文化在转化过程中与互联网和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之间链接受阻，导致其遭遇保护和传承困境；后现代社会过度的商业化生产与强烈的物质追求也造成了设计流于表面以及文化底蕴和审美享受缺失等问题。以设计美学为研究视角，通过对设计美学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阐释分析，总结两者间联结的重要意义，归纳新时代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外在表现，分析实现其创造性转化的必要因素，探究新时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措施，以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未来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异域书写是张新科小说创作中重要的路径之一。在《远东来信》等小说中，张新科通过异域空间中“他者”形象和中国本土空间中“他者”形象的构建，依托“双重异域”书写中塑造的异域人物形象，彰显了与人类心灵和命运息息相通的创作观念，实现了跨越空间阻隔的文化对话、跨越民族隔阂的人性交融。“双重异域”书写特征的形成，与张新科在世界视域下对全人类命运深沉关切的文化情怀脉脉相通。“双重异域”书写，既是作家历史观、文化观在文学创作上的投射，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域，深化了小说的思想深度，也对新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价值，为新时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镜的新范式。
近代中国的海港检疫制度自诞生起，便深受治外法权与殖民医学的影响。因此，对历届民国政府而言，恢复检疫主权都是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对港口安全的关注为之带来了历史转机。在全球卫生治理视野下，中国海港检疫问题经历了提出、变迁与解决的过程。通过与国联卫生组织的合作，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建立起自主的检疫服务，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互动中得到各国政府及其在华代表的承认。近代海港检疫权的收复不仅是半殖民地中国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也是全球卫生秩序在华发展的结果。
晚清政府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有着“裕国”的目的，所呈现的“中国”既是一个传统农业文明强国，又有趋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进步；既帝制集权，又权能分化，且政府机构出现趋新变化；既宣扬“皇室”尊严，又开始面向世俗大众；既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故步自封；既学习西方，追求富强、进步，又坚守“中国”本位和特色，不完全模仿西国，这是典型的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二元型”国家状态。晚清政府官员的“政府”观仍停留于“帝制皇朝”，与晚清社会已然彰显的超越“大清国”的“国家”观格格不入，因此晚清政府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的行为势必会招致充满“国家”觉醒意识的社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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