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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经济伦理基础是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供给和经济伦理环境条件的集合体，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持续动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基础旨在为经济发展提供道义逻辑、对经济行为主体进行价值引导、对经济行为规则作出规范性判断。增进公共利益以实现美好生活的经济发展目的、抛弃理性自利及扭曲财富价值观的经济发展理念、防止效率崇拜和效用“分配冷漠”的经济发展方式，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伦理基础的必要性。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基础，不仅要从发展目的、发展环境、发展方式、发展主体入手，贯彻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公平正义、坚持包容性增长、保障权利实现等实践原则，而且要建构一种包括国家、政府、企业、个体等利益相关者在内的“机制性责任”模式。
劳动是人类社会持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对实现美好未来生活愿景和促进人类整体文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理想生活方式，适度劳动是劳动的合理状态，能够有效提升社会个体自我认同与自尊，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深远的人文价值与实践意义。适度劳动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基于剩余价值批判是破解资本异化的现实选择，立足人的解放理论推动现代化本质的价值回归，提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适度劳动通过提升个体幸福感、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优化国家人力资源配置，实现了三重维度的价值跃升：在个体层面以人文关怀增添生活幸福感，在社会层面以人文尺度重塑劳动生态，在国家层面以人文之光凝聚复兴伟力。为实现适度劳动，需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完善法制体系与监管机制，并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叙事”的系统架构主要由叙事坐标、叙事基石、叙事源端、叙事流脉四大维度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叙事”呈现“党的领导”“两个结合”“三维进阶”的显著理论特质，对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升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数智时代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触发文化范式的根本性重构。技术赋能文化建设，在文化传播、文化创作和文化生活三方面带来革新机遇；技术异化影响文化建设，在意识形态、文化主权与文化生产三方面带来深层挑战。习近平文化思想回应数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引领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推动实现“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范式创新，技术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重构，文化领导权的话语生态变革与理论体系升维，文化生产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理论革新，文明交流与跨文化交互的理论突破。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了数智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方向，提供了破除文化霸权与重构数智时代文明权力版图的坚实力量，贡献了推动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的中国方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精神权力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全新面向，针对后工业时代生命政治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就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运行与治理模式提出了不同的分析进路，其核心是揭示权力对象从生物性生命转向精神领域。斯蒂格勒在其后期的技术批判中将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增殖方式描述为记忆技术深度操纵意识从而在消费市场支配主体行为的过程，他认为资本与技术合谋所诞生的精神权力是在21世纪审视资本主义异化问题的重要入口。韩炳哲则试图改写自福柯以来的生命政治范式，其创造性提出的精神政治学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以精神为目标的权力管控模式：在从规训向功绩社会的范式转变过程中外部强制性权力让位于从精神出发实现对主体掌控与利用的权力。审视和反思斯蒂格勒、韩炳哲等对当代资本主义精神权力的批判有助于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精神权力的形成条件和运作逻辑，对于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拓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背景下，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的耦合在创造效率神话的同时导致了时间自主性的深层悖论：预期中的自我解放异化为结构性的时间贫困。罗萨将此异化现象诊断为现代性关系的断裂，即在加速逻辑的挟制下，主体不仅遭遇与他者的疏离化危机，更陷入与物质世界、自我存在关系的失序状态，进而呈现多维的新异化现象。为突破社会加速的新异化图景，罗萨提出以“共鸣”为核心的关系重塑方案，通过水平轴重构主体间的情感共同体，通过对角线轴重塑主客体的能动性对话，通过纵向轴实现存在论层面的自我确证，试图构建个体与世界的多维互动网络。然而，植根于文化批判维度的“共鸣”诊疗方案，在遭遇加速社会的提升逻辑时，仍面临工具理性消解价值理性的实践困境，其变革潜力受制于结构性矛盾的深层阻滞。因此，要实现对加速社会异化问题的理论突破，亟须重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座。
西方主流生态经济学在解释现代性生态困境时逐渐显露其理论缺陷，无法洞察生态危机的结构性根源与现实出路。由此，保罗·伯克特通过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生态社会主义回答了生态政治经济学的出场何以可能、何以必要，在对前分析观点、自然价值问题、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辨析中回答了生态政治经济学何以超越西方主流生态经济学。伯克特的这一理论工作，廓清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原初生态语境，回应了马克思并无生态思想的诘难，同时解决了生态领域的政治经济学“不在场”难题，为处理当代生态危机提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现代民主政治的高级形态应该是将人民主权落实为人民治权即人民当家作主，而要落实人民治权就必须保障民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以代议制为核心的间接民主将民主局限在选举上，导致了虚化人民主权的后果。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协商为基本技术程序，将直接民主嵌入间接民主之中从而实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结合，改变了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间接民主取代直接民主的趋势，在落实人民治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上开创了新局面。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融合是通过协商实现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扎实推进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
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抓住作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制度载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抓住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抓住了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与灵魂，从根本政治制度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这就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不断优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发展的方式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优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协商民主体系中最具特色与活力的部分，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基层协商民主深度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和制度环境，其运行显著受制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观念和专业认知四种制度环境因素。依据制度因素的自主性程度，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衍生出实体嵌入与形式嵌入两种路径。实体嵌入作为主流，依赖社会组织、乡镇党委政府、群众情感信任及治理共同体的支撑。在基层社会更具创新性的形式嵌入，则主要依托基层精英网络、县级机关、群众利益信任及专业共同体的协同。两种嵌入共同揭示了政社互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等复杂动力学机制。实体嵌入与形式嵌入的协同演化，将有效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向纵深发展，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革命性的科学技术创新始终是推动生产力变革的先决条件。近期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引发的技术冲击和社会冲击，既包含基础性技术创新的突破，又潜藏系统性社会变革的可能，体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科技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共同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机会窗口。历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变革遵循从科技革命到产业革命协同演化的一般性规律，科技创新只是一个推动生产力变革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因此，以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构建一个整合宏观国家、中观产业、微观企业的创新型研发生态系统，实现创新引领下的技术进步、市场领先和产业升级，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提供从技术到市场再到产业的全方位支撑。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助推作用。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加速了数实融合发展进程。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专利技术的加速创新，专利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也可以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在专利技术视域下，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激发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融合，为数实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通过优化生产力要素、改造社会制度、革新生产模式，赋予新质生产力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数实融合通过专利技术视域下的创新扩散、供需重构、产业升级和要素配置等路径，形成协同演进机制，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推动数实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亟需构建三层实践布局，即以“强化创新能力、激活转化动能”为核心的企业层面布局，以“专利联盟集群、产业专利互引”为核心的产业层面布局，以及以“完善法制保障、优化创新环境”为核心的政府层面布局。三层实践布局相互协同，形成闭环，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数字化时代诞生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形态——数字责任，也引发了企业数字责任缺失与异化现象。通过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和发展动态，明确企业数字责任的概念内涵，提出兼顾数字技术工具属性与价值负荷的企业数字责任分析框架，明确企业数字责任实施方向，超越既有理论范式难以验证与操作的局限性，形成兼顾理论性与操作性的企业数字责任构面。通过对小米集团的案例分析，展示企业在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一框架来提升其数字责任表现，丰富了企业数字责任理论建构的研究视角，为企业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系统指导。
社会组织通过倡导推动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方面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对社会组织的倡导策略及其背后的决策机制缺乏足够关注。聚焦组织资源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交互与社会组织倡导策略的关联，从资源类型和政策过程两个维度出发，可以在中观层面构建社会组织倡导策略选择分析框架，并由此提出借力、嵌入、响应和影响四种差异化倡导策略，采取相应的实践案例对四种差异化策略予以验证。在机制分析部分，以资源基础为主要视角详细阐明了不同情境下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决策机制。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深化了对社会组织倡导的学术认知，亦可为社会组织制定和实施倡导战略提供借鉴与参考。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数智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城乡治理范式，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新的契机与路径。研究表明，数智技术通过技术赋权效应、制度调适机制和场景革新路径的协同作用，有效推动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实现了城乡空间形态的重构。然而，数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仍面临技术迭代与制度惯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技术普及与数字鸿沟的实践悖论，以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治理中的博弈三重现实困境。因此，构建制度创新的协同框架以消解路径依赖，推进多维场景的深度融合以弥合数字裂隙，实施主体能力的系统重构以实现价值回归，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迈向数字文明新阶段的关键路径。
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化转型，是以数智技术赋能养老服务效能的关键策略，现有研究对其实际运行状况及潜藏的制度困境探究存在不足。基于对江苏多地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的调研，构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分析框架，阐释平台技术的引入如何与既有养老服务体系相契合，以及现有的权力结构和制度逻辑如何影响平台化转型过程。研究发现，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化转型呈现数据赋能流于理念、考核僵化服务内卷、市场失灵供给封闭等特征。技术嵌入在为居家养老服务的流程、内容、结构以及多元主体间关系建立新规范的同时，平台技术的功能与边界也在既有治理框架下被重新界定，这体现了制度吸纳效应。研究揭示了养老服务平台化转型态势迅猛但实效有限的深层原因，并为突破转型困境提出优化路径。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当下，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面临损害救济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在主体、方式、目的三个维度上存在“权责竞合、衔接不畅、价值抵牾”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建立兼顾财产权益与生态环境权益的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制度具有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合理性。具体规则的设计与塑造，宜依托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确定索赔主体，再结合实践经验确定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范围和责任承担形式，并注意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与关联制度之间的协调衔接。
面对企业环境犯罪的治理困局，需要激活企业的自治理性，以公私合作的多元共治理念，推动从追求严惩处的压制型治理模式迈向追求预防型与修复型并存的复合治理模式，从而助力企业环境风险的前端预防、司法资源的节省与生态环境法益的实质修复。企业环境犯罪治理模式重构应以“严以宽济”的政策实践与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为理据供给。重构的具体进路应分别沿着预防与修复两个主线进行铺设：在事前层面，以环境犯罪行政犯性质为起点，设置精准化的环境风险行政预警制度，并确立类型化的环境风险识别机制；在事后层面，引入恢复性治理理念，建立生态环境法益修复考察制度，并以认罪认罚从宽与第三方监管人制度的配套适用作为其适用的前置与过程性要件。
党内法规的司法适用并非个例，其已多层次、多方面地进入司法裁判中。对396份援引党内法规的行政裁判文书进行梳理发现，党内法规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与主体特殊性。党内法规承担了辅助解释和说明行政法规范，提供背景资料作为说理参考，适当补充和细化法律、法规内容等功能。不过，当前存在党内法规的司法适用边界不明确、法官对当事人的援引主张回应不足、党政联合制定党内法规的附带审查不足等问题。未来，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厘清其适用边界、明确其说理属性，充分回应当事人的援引主张，同时要关注党政联合制定党内法规的附带审查。通过将党内法规有机融入审判实践，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关于我国民法是否有必要确立不法原因给付返还排除规则的讨论，核心问题在于，该规则带来的法律效果争议能否得到合理解决。不法原因给付规则的适用可能带来“不法即合法”，以及“一方先给付”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利益有失公平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案解决这两个难题：一是基于不法原因给付规则一般预防的目的，对该规则的适用进行目的性限缩；二是归纳罗马法不法原因给付规则的适用范围，为现代民法中该规则的适用设定门槛。然而，这两种方案均无法合理解决不法原因给付规则的困境，致使其始终背负着巨大的解释负担以及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当合同因违法而无效时，通过公法上的没收排除不法给付方的返还请求权，也能达成制裁与威慑效果，且可以避免不法原因给付规则带来的难题。当合同因背俗而无效时，可以结合公序良俗等法律原则实现不法原因给付规则的功能。我国民法并无必要明文规定不法原因给付规则。
身处两种文化之间的旅法艺术家熊秉明由东方观西方，由西方回望东方。他既是现代主义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者。在东西方的互视中，熊秉明一方面将书法内化为一种结构法则与世界观，建构出以书法为核心的雕塑抽象语言，另一方面通过雕塑将哲学思辨，特别是关于存在的意义转化为视觉结构。熊秉明的雕塑实践作为一种文化转译，通过一种更加内在的、隐性的、精神性的路径参与深层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并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世界意义。
唐宋时期以衣为媒的礼制文化传播，是中华文明体系化输出的核心路径，是通过形制、色彩、面料的复合符号系统构建起的“礼-法-俗”三位一体的传播范式。服饰的视觉表征系统不仅承载着“辨尊卑、明贵贱”的礼法内核，更在织造技术、纹饰规制与着装伦理层面形成精密的文化编码，使“垂裳而治”的治国理念具象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两宋时期礼制下沉与理学思辨的深度介入，促使服饰演变趋向成为融合道德规训与审美教化的治理工具，其“存天理”的哲学阐释既强化了服饰符号的意识形态功能，亦为东亚文化圈的价值认同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跨文化传播维度，服饰作为礼制文化的核心介质，其传播过程既折射出唐宋礼制文化的强大辐射力，更揭示了东亚文化圈通过整合物质文明建构价值共识的内在机理，为探究跨文明互动提供了兼具历史纵深与理论张力的研究范本。
在数智时代，江苏文学的“走出去”战略呈现“双轨”模式，即名家名作的外译与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前者从自发走向自觉，借助影视作品和官方支持，通过“江苏文学名家名作”外译项目，成功地将江苏的地域文化和时代特色传递给国际读者。后者则依托多渠道的平台，推送玄幻、言情等多种类型的文学作品，融合古今价值观，借助神话和历史展现东方文化的魅力。两者共同构建了中国当代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三大特色话语：独特地域文化深耕空间话语，为世界文学注入鲜活想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时代话语，向全球展现中国自信形象；数智媒介话语依托平台社群，为流行文化传播提效赋能。这种“双轨”模式不仅兼顾了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还融合了精英与大众文化，为国际文化交流注入“江苏力量”。
唐代官方碑文中的治水书写，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和信息传递功能。与宋元之后的水利碑文相比，唐代碑文中的治水书写并未详记水利工程的兴修过程、经费来源以及洪患治理等史实，而是通过文学性语言叙述洪水肆虐、民生凋敝的社会场景，强调国家平定水患后的治理成效，凸显执政者治水为民的正面形象。因此，唐代官方碑刻更多情况下是一种展现国家权威的政治符号，其中的治水书写则是建构与传承符合官方意图的治水记忆，强调国家在治水中的主导性，展现国家对治水话语权的渗透与掌控。
南京钟山南麓下马坊公园所存《奉旨蠲免三则碑》为清廷刻立于明孝陵的一通政府公文碑。碑文内容与明清之际的陵户管理、赋税征免、漕船营造等诸项政策多有关涉。清廷入关后，统治者利用赋税减免政策，有意识地对前代帝王陵寝及相关人员施加恩泽，不仅顺利地继承了前明政治遗产，而且较为快速地重建了稳定的社会治理机制。此碑一方面显示了清廷对明孝陵陵户的优待，另一方面是其推进满汉文化认同、缓和民族矛盾的重要见证。
<正>《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为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报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等。本刊设置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文学研究、传媒与艺术、历史学研究、江苏发展等专栏，注重学术性、理论性、探索性。热诚欢迎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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