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价值观的影响

对中国近 2 0年的发展 ,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评价分歧较大。从财产权利的角度出发分析价值观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传统的价值观 ,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相关度甚为密切。这可以解释 2 0年的发展中 ,社会选择产权相对模糊的制度变革的发展道路。

变革时期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制度分析

中国政企关系起源于集权型的传统模式 ,政企关系的改革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职能的变化既有能力提高的一面 ,也存在能力发挥不当、不足的一面。企业改革至今仍未真正形成一种激励与约束兼容的机制。

论道德的“应当”

“应当”在人类生活和理学中具有重要意义。道德“应当”的根据在于矛盾自身包含的否定性 ,在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实践要求。“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应当”在价值导向和个人行为选择中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应当”的正当性要有逻辑的证明 ,但归根结底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证明。对“应当”的思考 ,总体上是寻求必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要善于区分正确的“应当”和不正确的“应当” ,不能因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存在误导和欺骗的“应当” ,就贬低或否定任何“应当”。

生态视野下的经济伦理观念转换

生态观念向现代性经济伦理的挑战 ,必将转换现代性经济伦理的根基 ,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和人类存在的关系 ,将经济活动、生态智慧和伦理关怀融为一体。新的经济伦理观 ,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 ,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对一切他者负责 ,倡导一种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观。人类在新世纪的前途 ,有赖于这种整合经济、生态和伦理并消解西方现代性的新经济伦理观的确立。

“技术化生存”与人的“非人化”

科技发展与人的关系 ,是 2 0世纪哲学反思的一个重大课题。目前 ,以电脑、网络、信息为代表的高技术 ,无论其自身的发展 ,还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切入 ,都呈现新一轮迅猛扩张势头。为此 ,本刊约请 6位学者就这种新的“高技术与人”的关系特点进行相关思考 ,以期对读者有所启示。

高技术时代中的人的科学和人文素质的整合

高技术·囚徒困境·理性社会

法律冲突问题的法理认识

法律冲突是一种重要的法现象 ,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规范冲突 ,还表现为权利 (权力 )冲突 ;法律冲突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法律冲突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并认为过于强调法律冲突的负面作用是片面的 ,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冲突实际上已成为法律变迁的动力 ,因此 ,必须建立起一套调整法律冲突的灵活运作机制 ,以发挥法律制度的最大效用。

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建设的几个问题

80年代以来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战略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与此同时 ,全球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新的重要现象 ,是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即NGOS)的迅速发展以及它们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新角色广泛参与人类社会各领域的活动。本文阐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建设的相关条件、目标以及应遵循的若干原则。

略论发展行政学

发展行政学作为当代行政学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地位 ,已获得公认。中国行政学界应当关注 2l世纪中国发展问题 ,构建中国发展行政学理论及其应用体系。本文在简要考察发展行政学的缘起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 ,阐述了发展行政学的对象和研究内容 ,并对发展行政学的基本问题———发展行政的作用及其有效的条件以及发展行政学的方法等作了初步探讨。

现代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历史变迁

社会基层组织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群众自己成立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 ,它是政府联系其层群众的纽带、管理基层社会的基点 ,也是国家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 ,我国现代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国民时期的保甲制度 ;建国后的居委会、村、生产大队 ;文革中的文革小组、“向阳院” ;改革后恢复的居委会、村委会及九十年代新出现的社区委员会等。而这五个阶段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都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 ,并都在每个时期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

不管怎么说,以色列在美国人的眼中总是“特殊”

众所周知 ,以色列和美国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早在 1 962年 ,肯尼迪政府便与以色列确定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 ,美国承担对以色列生存和安全的义务。 1 96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允许美国犹太人拥有以色列国籍 ,这意味着美国犹太人可以应征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参战。 1 983年美以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 ,美国确认以色列是美国在海外的“战略资产”。 1 988年又正式签署美以《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以色列成为没有和美国正式结盟的“盟友” ,成为除北约以外美国的主要盟国。这种特殊关系对于四面受敌的以色列来说意义重大。美国的支持不仅使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有了一个可长期信赖的大国 ,而且使得以色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很显然 ,美以间存在的这一特殊关系已成为以色列生存和安全的最可靠保证。对此以色列前外长阿巴·埃班曾直言不讳地说 :“在决定生命攸关的问题上 ,以色列几乎都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对于美以这一特殊关系的确立 ,我国学者大多从美以两国有着相似的民主政治制度 ,共同的价值观 ,共同利益 ,以及美国犹太人的不懈努力出发进行探讨 ,很少有人将其与以色列在美国人民中的特殊地位 ,特别是美国人民对以色列的“情近感”联系起来。这一做法不免有割裂这?

小说前史时期的叙事因素——以《桃花源记》为中心

史传文学对中国小说文体的影响在以往的论述中被奉为圭臬 ,因而小说文体本身的特性往往在这种强调下被悬置。本文以虚构性为前提界定《桃花源记》作为小说文本 ,论证其在传统叙事模式基础上 ,采用了独特的限知视角、倒错时间和诗意背景 ,从而构成不同于史传的小说审美特性 :真实性、惊奇、双重语境、移步换景。这种创格出现在小说创作主体的群体尚未自觉的魏晋“前史时期” ,体现了中国小说叙事多元性的潜在因子。

《安世房中歌》教化思想考论

《安世房中歌》是汉代郊庙歌辞中最重要的作品 ,要全面地把握西汉礼乐文化的脉搏 ,就必须从读解《安》入手。《安》鼓吹“孝”、“德” ,以“孝”为核心开出汉家的家法 ,“孝”、“德”的来源是多元的 ,其中有周文化、秦文化和儒文化。“孝”、“德”是功利性极强的伦理道德观念 ,它贯串于《安》的实质是高扬善的旗帜 ,突出西汉统治者安排的政治秩序。西汉是宗教神学盛行的时代 ,看重天的意志是西汉人的基本出发点。《安》全面地反映了西汉宗教神学发展的流变过程 ,以音乐发微着西汉初期的宗教神学信仰 ,宣扬着汉应天命的内容。

《敦煌吐鲁番学论稿》书后

经过学者对约 4万件左右 (其中约有 3万件流失海外 )传世敦煌遗书的辨别研究 ,发现有一部分出自吐鲁番。 1 983年我国在兰州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之广 ,资料之丰 ,成果之多 ,是前所未有的 ,综观其内容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部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百科全书” ,它已成为 2 0世纪文物考古方面的显学。冯其庸先生是一位红学家 ,也是熟谙文物考古的专家 ,在他长期的学术生涯中 ,曾七次实地考察过玄奘的西行路线 ,其部分成果已发表在 1 995年大型中国西部摄影集、西行散记的专著《瀚海劫尘》中。中华书局编审兼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同志的专著《郭煌吐鲁番论稿》又展示了他在研究中的新成果。为了纪念敦煌遗书被发现 1 0 0周年 ,本刊特献上冯先生之文 ,以飨读者。

新闻舆论监督性质刍议

对新闻舆论监督进行准确的性质判断 ,是积极有效地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利的基础性工作。本文认为 ,把新闻舆论监督认定为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 ,不足以反映新闻舆论监督的本质 ,更不足以保障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常实施和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只有成为党和政府的组织监督和行政监督的一部分 ,它才具有明确的行为规范、活动空间和存在价值 ,才最终有可能发挥促进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获得解决的作用。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提出过各种方案与构想并进行了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 ,这些方案与活动实际上是对世俗殖民主义的一种回应 ,传教士们力图影响乃至控制中国教育改革运动 ,希望通过中国政府的力量来最大限度地传播基督教文明 ,并建立以基督化为统一底色的公立教育模式。

略论汉代的皇家教育

本文主要对汉代皇家教育制度的演变、教育内容、教师地位、君主教育理论等内容进行了分析论述。文章认为 ,西汉与东汉的君主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西汉行师傅制 ,而到了东汉 ,侍讲制取代了师傅制。两汉帝王之师的人选 ,西汉昭帝以前多由“忠厚恭谨”型担任 ,而昭宣以后 ,转为“明经笃行”型担任。汉代的皇家教育对两汉文明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境界——评《邓小平理论逻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