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及其规范

家族式企业自诞生以来始终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族式企业不仅在中小企业,而且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中也居主导地位。然而在我国,家族式企业往往被视为一种低级的企业组织形态。本文通过对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特征的分析后认为,一方面,与一般的企业相比,家族式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一些特殊的效率,家族式企业因而并非是低效率的企业模式;另一方面,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也存在着不同于一般公司的不规范之处,我们为此提出了相应制度规范的途径。

过渡经济的分配效应

传统公有制的基本困难是缺乏积极性,其原因在于再分配处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因此,可将传统公有制称为配额经济或分配经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了市场经济中发生在诸多场合的分配效应。在过渡经济中,分配效应以各种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它由两种机制的叠加影响产生,具有强大的刺激。它变本加厉地产生离心力,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极大的威胁。

全球经济竞争与社会政策发展——兼析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社会政策面临的问题

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将会给中国国内社会政策带来的影响,必须从全球范围内去探寻,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导致中国国内社会政策转型的根源;然而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扩大和加深,这又将给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带来新的影响和挑战,面对这一切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在未来社会政策的发展模式上做出新的反应;在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社会政策的研究及政府的政策行动都不得不突破国界,从国际和全球的层面上去理解中国社会政策中的问题,并在国际层面上采取相应的行动。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大敌。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和财富的匮乏,更是因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和机制不完善、不健全而滋生的一个肿瘤。“贫困”究竟是什么?“社会排斥”又是什么?它与“贫困”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在社会政策领域运用“社会排斥”的概念?这都是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问题。为此我们从对“贫困”概念的最基本的解释入手,探讨一下20世纪以来对于贫困概念解释的发展变化。然后,再来看看在国际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是怎样从对“贫困”的研究中派生出“社会排斥”的概念来的。

社区公共服务社:消除边缘性的社会政策

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是导致城市下岗失业成为一种显性化、社会化现象的直接原因,这对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社,来实现对有足够收入的隐形就业者进行甄别;发挥边缘群体的劳动潜能;帮助边缘群体在共同劳动和活动中实现增能。在大连市工人村街道的试点,让我们体会到这也是失业下岗等边缘群体参与社会的网络平台。而实践又进一步证明了通过四级阶梯机制,还能使边缘化倾向向核心回归。

文化冲突与人文精神危机

本文拟从今日汉语语境文化格局此一重大视角切入,通过重点评述“大文化”与“小文化”的“两个文化”之争,对当前的生命意义危机、价值信念危机、伦理道德危机等人文精神危机与生存困境等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反思。

西方宗教学与中国当代学术发展

宗教改革对于西欧社会转型的历史作用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明清江南的正统寺庙、民间信仰与政府控制

作者在分析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对于佛教政策变化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江南地区以禅寺、讲寺、教寺为代表的正统寺庙的分布与变化,从而阐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政府行为在佛教控制的层面是如何展开的。进而指出,在政府意志与民间意愿相统一的前提下,政府控制行为与民间意识形态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否则二者往往处于对立状态;虽然政府行为于民间意识形态的控制十分强烈,但是民间的祠神复兴运动在政府禁毁伊始就已经开始了。

论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的扩张

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扩张的过程,是民国政治由寡头政体向独裁政体转变的过程,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发生异化的过程。蒋介石利用“剿总”、“委员长行营”等军事指挥机构对各级政权的渗透和扩张,凸显了军事集团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强化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使得民国政治重新返回“军政”状态。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干扰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正常的政治运作,阻碍了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而且还扼杀了处在萌芽状态的地方自治运动,造成“国家权力”的畸形扩张和“民权”的萎缩。他通过对许多地方各级政权党政军事务的牢固控制,架空了汪精卫领导下的中央党政机构,最终在1935年实现了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其代价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逆转。

清代虞山诗派的创作气局

虞山诗派是清代的一个重要的诗歌创作群体。诗人们继承杜甫诗史传统,具有忧世意识。创作上或出入宋元,以博学为宗,表现出学人气度;或法乳温李,以西昆体为理想范式。虽各树法幢,不遵一轨,但无论钱、冯,亦或流裔,都能在诗学观念和审美取向上异中求同,交互兼容,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诗派创作气局。

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

北宋中叶,苏轼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其“以诗为词”的创作之中。它旨在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质言之,这一观念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词与诗的差异性。

全球性时代的人权

本文认为,以西方文化为特色的人权正在获得全球性。这种全球性表现为:人权成为全人类的普遍关怀;人权规则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得以普及,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效力遍及全球的具有多样化的人权规则系统;联合国和各区域性国家组织形成有关人权保障的制度;人权问题已成为全球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还就人权全球性获得的原因、人权的全球性与人权的民族性的关系、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理学分析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公司法学上主要指有关公司机关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关系的制度体系。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结构,成为传统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典型形式。各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又各有特点,大致有单一委员会制、双层委员会制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二元制三种情形。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是股东权与公司法人权利的相互独立与制衡。明确和规范公司各机关的权力、义务和责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

官员任用模式研究——兼论遏制任用腐败的一个途径

官员任用权由选拔权和任命权构成,按照二者的分离程度可将官员任用制度概括为完全一体化、有限分离制和完全分离制三种模式。评价任用模式优劣的指标有两个:中央性和人民性。前两种模式凸显中央性而漠视人民性,在制度的设计上给任用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了适当空间,后一种模式大大提升了人民性,并在中央性和人民性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在制度上也设计了遏制任用腐败滋生蔓延的有效运行机制。完全分离制模式是中国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的可选模式之一。

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探析——南京与部分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已受到国内各个城市的重视,在“十五”期间,许多城市都将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本文首先给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内涵并阐述了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意义,然后通过对全国17个城市的3项大指标、12项分指标和37项子指标的比较研究,计算出各城市综合竞争力分值并进行排序,对南京市综合竞争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南京市如何进一步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出建议。

莫以报小而不为——兼谈新时期晚报新闻实践的党性原则

晚报的特色是以“小人物”、小版面、小题材和小角度见长,但小中应见大。这个大,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