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在中西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思想后果

本文提出这样一个主张:“性”(sex,gender)是我们理解某个哲学传统时必须考虑的一个维度;即在哲学思维中有没有对“性别”的意识,会深刻影响一种哲学的特点与走向。具体结论如下:(1)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存在论与认识论)中无性别意识,但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这种意识正在觉醒;(2)中国传统的主流哲理思想(《易》、儒、道、阴阳、兵、法诸家)中有鲜明的性别意识;(3)这种区别有力地造成了中西传统哲学之间的一些重大不同。比如有性别意识的中国哲理传统看重相对相济的动态生成关系,并犤在儒家中犦重视这关系所生成的世代结构,也就是家庭、家族、民族与文化的长久延续,善于领会活的生存境域中的时机认为技艺而非逻辑、科学是获得真知的最有效手段。而西方传统哲学基本是反其道而行之。文章最后讨论了女性在这两种不同的哲理传统中的地位,触及当前女权主义提出的一些问题。

佛教传统与时代精神——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意义

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在坚持佛教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突出和发挥了佛教的世俗倾向和伦理思想,把佛教的“涅?”境界与培养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把传统的佛教思想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理论加以圆融,把“普渡众生”的大乘精神与爱国救国思想联系起来,并提出了推向世界的“世界佛教”观点。其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人间化”和时代精神。

西方哲学东渐百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中,阶级阶层的变动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十九世纪的美国、欧洲社会是如此,二十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也是如此,中产阶级的兴起已经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本文以东亚现代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背景,分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发生和社会构成,提出中国中产阶级不仅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特点,使得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性和消费上的前卫性尤为明显。最后,我们还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入手,探讨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和中国社会的未来。

论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基本判断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目前处于中级阶段,也有极个别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通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从全国来看,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尚处于加速发展的中级阶段;从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大城市来看,其城镇化水平已处于中级阶段,个别地区已跨入比较成熟的高级阶段;从西部地区和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来看,城镇化尚处于低速增长的初级阶段。

论当前我国制度供给现状及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制度结构也就会有差别。需求诱致制度变迁的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核心制度缺失而导致制度供给陷阱,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因为供给与需求出现错位,导致严重的制度结构不均衡,这就对研究制度变迁方式及其运用规律提出了要求。本文通过对典型的需求诱致制度变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交替使用能够较好地避免制度供给跌入陷阱,而且制度变迁的及时转换还能够有效地实现新的制度均衡。

国际直接投资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理论和证据

随着以垄断为特征的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探索国际直接投资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本文回顾了这些研究的理论进展,并以中国市场开放为背景,简要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实际影响。

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

公共管理学是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学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公共管理更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兴交叉学科。本刊有意约请了国内几位学者就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公共管理中的社会自治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笔谈,以期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部门与公共管理

电子公务:公共管理发展的新途径

我国司法改革目标述论

学界对于司法改革的动因以及司法改革终极目标的研究,都还停留在制度层面。笔者提出,最有效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改革的直接目标;根本目标包含直接目标,而直接目标是根本目标的一部分,两者是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在司法改革的不同阶段中,直接目标的确立取决于实现根本目标的需要,根本目标的实现又有赖于直接目标的实现。

司法权威关系论纲

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就会在司法机关与司法相对人之间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本文称之为司法权威关系。文章对司法权威关系的涵义、标准、司法权力与司法权威的关系等基本理念作了初步的探索,并对司法权威关系的结构进行了剖析,阐述了司法权威关系的生成条件。

詹天佑与辛亥革命

詹天佑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铁路巨擘与科技前驱。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关心国事、热烈支持保路运动、支持辛亥革命、支持中国政治改革、捍卫民主政治理想的伟大的爱国者。詹天佑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与贡献,就像他在中国铁路事业上的贡献一样,也将永远被我们后人铭记。

再论“百人斩”

“百人斩”是日本军队在进攻南京途中发生的一场杀人竞赛,两位“竞争”者因此而被战后的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对此事之处置,日本一直有人表示不服,所以当本多胜一在《中国之旅》中重提此事时,立即受到了“虚构派”的攻击,此事也因此成了70年代初以来否定南京大屠杀浪潮的源头。今天日本“大屠杀派”也认为此事是战时媒体的“制作”。作者认为:“虚构派”提出的所谓“证据”,还远未能动摇“百人斩”的事实,所以,我们不必也不能在这一关系的先人血泪的问题上轻易地退让。

试析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

抗战时期中共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战期间中共民间外交能广泛开展的主要原因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为民间外交的开展提供了策略依据;美英对华政策的转变对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也为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国内条件。

全球语境中的比较文学:中国的视角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国际性学科,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尤其来自指向大众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文化研究。不少学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或者以民族主义的意识来对抗比较文学的全球化,或者以返回文学本真性策略来阻止比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倾向。作者认为这些均不足为取,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导致比较文学陷入新的危机。从一个国际的乃至全球的视野来看,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应当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各种新的研究方法,正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课题,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直接对话达到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精神传播到全世界的目的。

论传记的要素

传记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传记的初级形态或古典形态中,传记的主要任务是记录传主的生平;随着传记的发展,传记家不再满足于叙述传主一生事迹,越来越重视展示传主的个性或人格;到20世纪以后,现代传记家又更多地考虑对传主人格的发展进行解释。这三种要素的结合使传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论

本文主要就网络文学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走向进行了简略的探讨。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占据,是本体文学创作观念的结果。网络文学的创作观念、写作手段、题材选择、样式章法等都显现了自身的特点;而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还将因其学术生态的作用,更明显地表现出商业化、游戏化、平面化、短小化等发展趋势。

关于电视节目偏好的分析

在过去的几年中,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电视节目的偏好,出现了众多相关理论如分歧论、刺激论和经济论等。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其中将涉及到对这个重要理论和电视偏好之间的关系的探究、对先前有关电视偏好的研究的概括、对电视偏好的解释的分析和评析,以及对电视偏好的未来研究走向的推测。

略论新闻的情感

人类的文化活动都需要情感参与,新闻传播活动亦然,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都倾注了记者浓郁的感情,以此感染受众,引起共鸣。情感在新闻中的表现,主要以直抒胸臆和借景融情方式。新闻中情感的开拓,重在精心选材、描绘细节、遣词造句几个方面。而新闻中情感的提炼,在于作者在表现新闻时有缘而发,努力达到“物我一体”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