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

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985年至2001年这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村落数字在锐减,仅以2001年与2000年相比就减少了25458个,即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它们的逝去没有挽歌,也没有祭祀,但其新建的文明却留给人们以思考,为此我们想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的村落的终结为线索,目的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中国社会分化的悖论及正论达成路径

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历史表现为社会分化与社会合化、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低水平循环,社会运行过程表现为趋极端性、中断式平衡及资源的周期性耗散。本文力求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生产功能性分化是社会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推进机,自我服务性分化则导致利益分配与生产性功能相背离。公共权力群体和组织权力群体将法理性权力用于自我服务,使生产功能性分化总是伴随自我服务性分化,自我服务分化总是趋于极端化。由于自我平衡机制缺位,革命性的中断成为解决极端化问题的一般方式。然而当抑制自我服务性分化的时候,生产功能性分化也同时被抑制,导致社会进程的迟滞。为此,我们对如何克服这些社会分化悖论和使社会进入正论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身份化制度区隔——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的形成及公正性问题

本文认为,那种可接受的、具有公正性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石。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中国大陆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的形成,贯穿着政治身份化和户籍-职业身份化的政治-行政性制度安排,人们的政治-社会身份和地位几乎是固定的,因而附着于这些身份与地位上的经济利益不平等和社会保障差别也几乎是固定的。因此,与许多人关于改革前中国大陆社会是一个平等主义社会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改革前中国大陆社会是一种制度性不平等的社会,其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不具有公正价值,而人们对它的接受基本上也是被迫的。

收入分配国家理论述评

本文把国家作为“经济人”来考察其获取收入的来源和方式对国家长期发展的影响。国家获取收入的方式比之其调控个人收入分配以及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正是国家获取收入的来源和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改革开放25年来,国家获取收入的类型和方式已经或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国家就会富强起来。

经济学和管理学融合的一个视角

经济学植根于交易费用理论之中。经济学和管理学具有一致的假设、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共同的使命。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的起源和边界、制度变迁、组织结构、管理行为等方面的解释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交易费用理论是连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个有效视角。

企业组织结构的刚性特征及其超越

科层制在现代企业的发展历史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当科层制过度强化之后,却容易形成该类企业组织结构的刚性。这时,人们更多注意的是其反面:官僚主义。本文从科层制企业组织结构刚性的概念谈起,然后分析了科层制企业组织结构刚性的形成机理,最后论述了组织结构刚性的克服。

现象学的动态意向分析及其问题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意向分析带有一个基本的划分:静态的和动态的意向分析的划分。在第六研究中,胡塞尔在总体上转向对“意指”与“充实”之间的“动态”相合关系研究,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在这里才被提出并得到一定的回答:真正的认识是在意向(意义的给予)与直观(意义在直观中的充实)的动态统一中产生的。因此,胡塞尔也把“充实”等同于(狭义上的)认识。“充实”成为现象学的动态意向分析的核心概念,“充实”的最终理想,它意味着思想与事物的完美相即性。

时间性与主体的命运——从时间维度看主体性的嬗变

本文从时间性这一角度入手,描述了从近代以来主体命运的嬗变。在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中,主体有在时间中的经验主体和超时间的先验主体的区分,前者得到了后者的保证。随着现象学的出现,主体性与时间性合为一体,由此出现了主体间性及主体自身的同一性问题;最后,在利奥塔所描绘的某种后现代时间中,主体趋于消亡。

合理性与“社会学转向”——强纲领的科学性问题

爱丁堡学派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试图从方法论上证明强纲领的科学性,积极倡导科学的“社会学转向”。劳丹将这种论证总结为“偏好描述的谬误”和“不完全决定论题”,并对此提出置疑。这表明他们在根本性的合理性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希望找到更好的合理性模式,实现两者的整合。协调合理性乃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一种尝试。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逻辑的再诠释

改良与革命是20世纪两个十分显赫的关键词,也是与启蒙话语密切关联的实践路径。就启蒙本身而言,近现代中国有“弱势启蒙”和“强势启蒙”之分;就启蒙导引的现代性进程而言,又有“激进”与“保守”等理念之别。本文在百年启蒙历史的“骄嚣”中,梳理出了由两种基本路径组成但又由两种路径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性谱系。

国民党党员群体结构分析——以1929年为中心

继清党之后,1928年5月国民党进行党员总登记,使党员人数急剧下降,元气大伤。党员数量结构的这一重大变化,使国民党向基层社会植根的契机遽然中断。以后,党员群体的数量始终“未达理想之比率”。本文试图以1929年为中心,对国民党群体进行量化考察,揭示国民党党治基础、党力变化和群体结构的变动特征。

清初“江南奏销案”补证

江南奏销案是顺治末年继“通海案”、“哭庙案”之后,打击江南士人的又一重要案件。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前对此案的研究总是有些扑朔迷离。今就《抚吴疏草》中所保存的处理此案的40多件档案文件,拟对此案的名称和背景、时间、所用处分新例、案件过程和结果等问题作一说明和补充,以求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认识、选择与行动,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特色。因此之故,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一直滞后于实践研究。最近20多年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发展了很多理论。本文将介绍西方公共政策的重要理论,分析其理论发展过程,并以IAPP研究为例,说明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的经验对于我们本土化研究的意义。

从村庄到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治理

本文以一个中国村庄南街村为例分析了新权威主义的二重困境。相对于传统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权威者“统制为民”的主观态度,和民众对于权威者治理成就的认同。新权威主义合法性基础,已经演化为不同于传统权威主义的经济成就、清明政治和精英治理,但这些基础条件本身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并不足以维持新权威主义的长期存在。为了维持权威,新权威主义政治有滑向传统权威主义、采用极端做法的自然倾向,如社会资源控制、政治全能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道德教化,但其成本高昂,可行性值得商榷,并销蚀着原有的合法性基础。

现代历史思维和写作中的文明对话

布罗代尔文明理论的启示

价值中立的两难

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体式革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体式革命主要表现为:学者散文的文化身份的确立;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特征;以文化批判实现“以文化自我为中心”。

论艺术研究的实践论视界

在文艺理论研究中,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种视界之间不仅有着内在深刻的联系,而且无不关涉到艺术的实践性问题。所以,深入探讨和揭示艺术的实践本性,有助于克服以往文艺理论中三者分离的现象而使之达到有机的统一。这对于我们更全面、完整地认识艺术的性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试论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分配权利与利益的平衡机制。在信息的生产、专有和使用之间达成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利益平衡因而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它涉及到智力产品的创造、传播之间的平衡、智力产品的创造和使用之间的平衡以及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等。知识产权制度本是一种确认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垄断权的制度,但通过其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围绕知识产品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得到了均衡,从而保障了这种制度宗旨的实现。

现代大学理念与中文系的教育取向

现代中国的大学形态的确立,是在受过西学教育的留学生手中完成的。其中在大学理念上存在着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一度成为一些大学办中文系的理想,同时也希望在中文系使义理(文学理论与批评)、辞章(文学创作)、考据(文学史研究)之并重或融通。

政治文明建设与公众舆论监督

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作为公众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媒介舆论监督,在促进公开信息、问责政府方面,具有其它载体无法替代的责任和作用。舆论监督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