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契约主义与政治哲学的证明

证明是政治哲学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自霍布斯以来,西方政治哲学提供了两种主要的证明,即古典契约论和功利主义。但是这两种证明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罗尔斯综合古典契约论和康德道义论的优点而提出一种新契约论,其基本思路是:对正义原则的最好证明就是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达成的一致同意。罗尔斯的契约主义建立在两个基本概念之上,即“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本文最后讨论了内格尔对罗尔斯的批评。

系谱学的自我观念与儒家的示范伦理学

本文讨论了传统儒家哲学自我观念中“普遍性自我”、“有机性自我”与“关系性自我”三种主要理解模式中的各自缺陷,并借助于对汉字如何在历史上“系谱学”式的生成过程的了解,提出“系谱学自我”的观念,认为“系谱学的自我”观念将有助于将儒家伦理的本性理解为一种共同体的和示范型的伦理,而不是绝对个人主义的和律令型的伦理。

恶与儒家道德教化的内在危机

本文以基督教关于恶的起源的追问为参照系,梳理儒家自先秦到明末关于恶的问题的主要观点,从中发现:儒家道德教化学说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没有建立起为恶的行为负责的道德主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深刻的内在危机及其体系在明末陷入瘫痪的原因之一。

论货币对社会的二重性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货币以后,货币逐渐成了人的社会化的催化剂,社会流动的加速器,社会互动的引擎,同时,也是社会分层的依据之一。货币对社会有正功能,也有负动能。货币也会误导人走向社会失范。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管理,另一方面,在观念上应当破除货币拜物教,在社会政策上尽量缩小贫富差距。随着社会的变迁,货币在演进,但社会在货币的演进过程中,又正在向货币提出新的挑战。

全球化与社会学想象力的拓展

全球化给社会学研究范式提出了哪些挑战?主流社会学历来将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本文首先分析了民族国家作为社会分析的给定框架的局限,以及国家本身作为研究课题的重要性;接着介绍了几种有关全球体系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论模式,旨在表明影响社会生活的因素可能源于超越民族国家的力量;最后,我们以社会不平等为例,指出社会学想象力不仅在所关注的社会结构上需要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而且基本的思维方式也需要作出调整。

论虚假行为的代价

我国近年来虚假行为的泛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造假者在获得可观收益的同时,不必冒付出太大代价的风险。国民中理性精神的缺乏,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人的谋生能力与激烈的谋生竞争之间的落差、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等是导致虚假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的主要原因。只有当人们真切地感受到钻制度的空子、搞虚假行为带来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它可能带来的收益的时候,他们才不会去冒这个风险,只有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人们的诚信意识才会逐渐地增强。

论不确定性理论框架中的现代企业理论

企业的性质是关于企业为何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企业与市场一样,是组织劳动分工、协调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不确定性作为影响企业行为方式的核心因素,对企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无可置疑的重要作用,对不确定性问题的不同态度和多样化的处理方式也是区分不同企业理论的试金石。

薪酬战略和多元化战略的匹配

本文认为企业的薪酬战略应和企业的多元化战略一致,不同的多元化战略下应实施不同的薪酬战略。首先,本文对多元化战略进行了分类;其次,对薪酬战略进行了分类;最后,探讨了不同类型的薪酬战略和多元化战略的匹配模式。

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重塑

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给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而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却存在很多问题,满足不了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此,本文提出了重塑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基本思路。

罪刑法定的宪政诉求

本文认为罪刑法定本质上是一个宪政问题,它充当了将刑事实体法与宪政相联结的枢纽。罪刑法定的实现,首先要求将政治结构同样纳入法治之下,使司法权成为权力结构中独立的一极,以解开法院和法官心灵上的“纸手铐”。其次,需要确认基本权利先于国家与宪法的性质,以此奠定宪政的道义基础,确保刑法的自我抑制性。第三,必须构建司法审查制度,以便在罪刑法定被违反之后实施救济。

永志不忘掌舵人——缅怀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历史功绩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几乎都是他首先提出的;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是他为我们掌舵领航。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他提出走自己的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捍卫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排除了右的干扰;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为祖国统一指明了方向;他冷静应对苏东剧变带来的冲击,成功驾驭中国社会主义航船;他发表南方谈话,排除来自“左”的干扰,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

科学发展观的树立与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我国,进行生态价值观重构的主要对策是:对全民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引导,增强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抓住领导部门和领导干部施政行为关键,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机制体制,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依靠法律法规制约,加大环保立法执法力度。

民间·启蒙·文化批判——老舍《骆驼祥子》新解

在纯理论的范围内来讨论民间与启蒙的问题往往难以说清,一个较为有效的策略便是从个案入手。老舍的《骆驼祥子》以乡村民间文化形态的立场,依据祥子自在状态的生命欲求、行为方式和道德原则,在对其悲剧命运的书写中,构成了对当时的社会、都市民间文化以及祥子自身文化形态的深刻批判,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试论当代小说家的平民立场

中国古代小说是以平民立场为特质的,这一传统被现代启蒙理性和政治权威所中断,后者限制了现代小说所能达到的成就。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当代小说家得以重拾平民立场的传统。论文勾勒了当代平民化小说所呈现出的当代景观,并由此认为只要与官方对立的平民社会存在,小说就不会消亡。

华文文学的总体渐进与分体新变

20多年来,就总体而言,由于华文文学所在地区的社会存在大都没有发生突变性的变化,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作家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没有变,华文文学中的各种体裁也没有什么突变,所以华文文学的总体是渐进性地向前发展。但华文文学的各分体,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台港澳地区的华文文学、东南亚的华文文学、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却都发生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新变。

都市话语与城市女性的孤独漂泊感写作——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文本比较

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家均选择了一个城市作为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活动的场所,都市成为现代文化下一个有代表意义的社会景观,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时代表征。两个著名的女作家都写出了城市女性对城市物质性生活的努力、孤独漂泊感及其生命的顽强与韧性。

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

随着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制度变迁历程的完成,行业组织的制度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行业组织从行会制度下按习惯与习俗运行为主转向同业公会制度下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运行,社会功能方面实现了由传统的伦理道德取向向资本主义理性功利取向的转变,经济上则完成了由非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功能的转化,政治上从传统社会中的“在商言商”向工商社会里的“在商亦言政”过渡。尽管还带有某些传统痕迹,但制度功能的转化,总体上有利于行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试论元代开发黄河

代开发黄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世祖忽必烈派遣女真人都实专门探寻河源,都实发现了黄河正源,这是中国古代首次真正发现黄河正源;贾鲁用疏、塞、浚的办法治理河患,取得了成功,保证了黄河下游的相对稳定;黄河漕运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都市体育圈的理论与实践

中亚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