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语中译”的阅读与诠释——翻译语言的语言性、解释性与政治性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翻译西方的经典文献,在概念的移译上,多少潜移默化地在其“解释性”中接受其“政治性”影响。当然,翻译的“解释性”并不直接等于“政治性”,关键在于翻译所奠基的“理解—解释”之根据是“真实”,还是“真理”?而“真理”自身带有的“权力性”自然会向“政治性”转化。这只是一个总的区分,其强弱程度还要依赖许多中间环节——其中主要是推动词语选择的历史契机与精神倾向。这里简化为:在“解释性”中只限于谈“真实”与“真理”;在“政治性”中只限于谈“差异”与“选择”。而总的倾向是要归属于语言的“语言性”中聆听“道说”对意识形态化了的“诸神”或“真理”之审视与限制。

“存在”为什么是现象学本身的问题?

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还原”的思想,首先要求把一切现成者的“存在”都“悬置”起来。这样,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似乎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原则就是冲突的。但胡塞尔在悬置自然主义所设定的一切实在时,把那原本并非现成的实在事实、而被自然主义歪曲为现成实在的境域存在也一并悬置了,从而漏过了“存在”问题。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存在”问题是现象学本身的问题?

狄尔泰为海德格尔“指示”了什么——关于生活体验问题

通过对狄尔泰和海德格尔论及生活体验问题的相关文本的分析,本文揭示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如下的思想“指示”:狄尔泰的“从生命出发”指示着海德格尔将之作为出发点的“实际生活(经验)”;狄尔泰的“生活和历史的活生生溪流”指示着海德格尔的“历史生活的动力学”;狄尔泰的“前反思的完整体验”指示着海德格尔的“前理论的境域体验”;狄尔泰对“生命把握生命”的方法的寻求指示着海德格尔的“与生活同行”的方法论要求。借助这些指示,海德格尔走向了一个新的开端和方向。

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关系、关系异化与关系演进

主流经济理论之所以难以解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现象,主要原因就是它忽视了华人社会中经济个体或群体之间先天承继和后天形成的关系的巨大作用。然而,华人社会中的关系并非与生俱来地具有降低经济不确定性、作为替代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当且仅当这种原初关系异化为工具性关系之后,这些功能才得以发挥并对华人社会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这种异化的充分条件是资源稀缺性和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与制度漏洞的共同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并且,原初关系、工具性关系和市场化关系随着经济体制由自然经济向计划经济,再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而协同演进,从而为经济转型研究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分析视角和框架。

地方政府规制与规制外部性

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规制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外部性,即规制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规制政策的过程中因自身的无效或被规制者的影响而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转移。它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与市场外部性比较,规制外部性可能影响配置、稳定、分配和增长。它的存在对政府干预的效率提出了质疑。因此,在外部性治理问题上,有效的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种规制外部性的大小。

为社会预测辩护(三)——论规律作为社会预测的基础和前提

掌握规律是进行预测的基础和前提,但是社会领域有没有规律?如果有,那么社会规律能否用于社会预测?在社会预测中,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自然规律能否应用其中?如果能,那么它会受到哪些限制?这是我们在研究社会预测原理时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医疗救助体系与公立医疗机构的社会公益性

医疗费用的超常快速增长导致了低收入人群医疗服务可及性下降。公立医疗机构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为弱势群体提供低廉的医疗服务,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然而,要求有关医院单方面承担这一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政府将低收入者医疗保障的投资交给医疗机构来掌控也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政府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同时运用定点医疗机构设定的机制,引导各类医疗机构为低收入者提供合理的服务,我们认为就可以是一种模式。

论制度社会学在当代的建构

基于契约的社会治理及其超越

工业化、城市化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是通过契约的中介才得以实现的。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体系也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是出于为契约的实施以及契约关系的建立提供保障的需要。由于契约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存在,是使陌生人的交往成为可能的工具,所以,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社会治理体系也具有了工具理性的特征,特别是它对形式化、普遍性的追求造成了治理体系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失落。对工业社会治理体系的批判将会把我们引向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体系。

国际威望政策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作为一种软实力,国际威望是大国成长的重要标尺。国际威望的产生依赖于一定的实力基础,因此它首先具有物质性;但它又以文本或话语形式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又是非物质的。一个国家的威望政策应该是多元化的:首先要提高综合实力;其次要提高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创设能力,以增强制度威望;最后,要重视对外宣传与传播这种最具积极性的路径,它符合当前国际政治的社会化不断加强的特点。

对民法的哲学思考——以民法本位为研究视角

民法本位即指民法的价值标准和中心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法本位就是民法最核心的价值,而民法原则则是民法本位价值取向的外载形式。本文以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观作导引,析辨民事实定法,并结合司法实践,论析社会顾虑与本位原则。对于民事立法实践,建议以带有社会顾虑的私主体权利为本位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问题与主义”之后的“主义与主义”之争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问题与主义之争”之后,便一步一步走向自我剥离的里程。送走杜威迎来罗素,南下的“新青年派”同仁以陈独秀为龙头与以张东荪为首的自由派思想者展开了一场关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论争。归根结底,这场争论还是英美派和法俄派知识分子对十字路口不同路标的执意导引。回到历史现场,那场知识与心理的竞赛在思想深处映照并启迪着中国当下的知识界:特色中国需要中国特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库制度的演进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到抗战时期,国库制度经历了一个由不统一到统一、由委托代理国库制到银行存款制这一复杂的嬗变过程,银行存款制的确立则标志着在形式上已经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国库制度。这种演进历程符合财政体制的发展规律,但由于经济和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时的国库制度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论禁教时期华籍教徒辅助外籍教士传教的方式及特点——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

“礼仪之争”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百年禁教时期,外籍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传教重任逐渐转移到华籍天主教徒肩上。本文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对可能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华籍普通天主教徒的活动加以分析,探讨此间他们辅助外籍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的方式及特点。

“行权反经”:论孟子思想的灵活性

孟子的经权思想是对孔子经权思想的发扬,它体现的灵活性是孟子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积极回应,体现了孟子的特点。准确把握孟子思想中的灵活性,对于理解孟子思想,以及其对于儒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极影像:亚洲的崛起与东方图像时代

地缘文化与亚洲新电影的美学取向

论亚洲影人的差异化竞争策略

两宋以后文学两性审美形态的嬗变

唐以前,中国文学史上两性审美的古典形态基本呈现出以和谐、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特性。从晚唐开始,士人的闺阁情怀再度激发,特别是城市文化的兴起,打破了两性关系以家庭形态为主的传统,政教审美观上升。因此,两宋以后中国文学史上两性审美形态和此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两性审美观的世俗化、平民化。

明清讽刺小说之流变及艺术图式

本文廓清了人们对传统讽刺小说的理论误区,并对明清讽刺小说的发展轨迹作了清晰的勾勒。在叙述的过程中,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讽刺艺术对讽刺小说的浸淫与渗透,并从古代讽刺小说文体的演变中归纳出明清讽刺小说的艺术规律。本文还对明清讽刺小说的叙述模式与艺术图式作了简要的总结,并试图通过与西方讽刺艺术的比较研究抽绎出明清讽刺小说的核心价值。

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选择——以我国苏南地区为例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工业化中后期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路径。在工业化中后期,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体现为经济服务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知识密集化、产业集中化和产业国际化六大趋势。本文以我国苏南地区为例,在对苏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加快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强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促进产业企业集中,构建寡头垄断型的市场结构;明确区域产业定位,构建区域产业网络是工业化中后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基本路径。

论商业新业态对家庭消费出行空间的影响——城市消费“沃尔玛化”研究的一个视角

本文分析了以大卖场、超市、便利店等为代表的现代零售新业态对当今中国城市家庭消费出行半径的影响,并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论证了城市消费空间的“沃尔玛化”,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家庭消费方式转变,使家庭消费形成了以家庭为原点的“邻里型”、“社区型”、“城市区域型”的三级消费出行空间,从而体现了各类购物行动的效率性、自由性以及休闲性、体验性,使城市人的日常消费行为转化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

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