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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本文为纪念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E.Levinas,1906-1996)百年诞辰而作。本文试图从勒维纳斯与希腊哲学及希伯来(hebreu)圣经传统的关系出发,指出勒维纳斯的“他者”思想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和厚重力量,都来自于他对传统遗产的独特思考和继承。他的最初思考,针对的是西方哲学不容置疑的“存在”理论,他希望哲学走出存在去看彼处,走一条要导引“实存到实存者、实存者到他者”的道路。也就是脱离存在发现“相异性”。而只有从相异性的思考,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这是希伯来思想的核心所在,而其中心则是伦理学。而这正是希腊哲学往往忘记的。勒维纳斯思想中表现了一种犹太教和哲学之间的张力,目的是要展示一种追求无限的启示的思想,用对他者的绝对责任,对存在的正义的要求,与哲学和基督教多少世纪以来都未能阻止的罪恶抗衡。这就是勒维纳斯的“圣洁性”的哲学。
莱维纳斯并非现象学家,其聚焦于伦理主体的他者哲学,批判了胡塞尔现象学认识论,还要超越海德格尔存在论,从而摧毁了现象学的基础。他强调我与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要比胡塞尔主客体认识关系更加原初,从而抛弃了其现象学的意向行为—意向对象的结构,他还批判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此在说和共在说,建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
本文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时间的“先验阐明”,撇开了数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跳到了力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时间的先验阐明的这一实际的缺位表明其时间观在“形式框架”的理解和作为“能力”的理解之间的冲突,它处于传统空间化的时间向力学化、能动化的时间的过渡中。由此切入到康德的时间图型,揭示出时间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在构成知识方面比空间具有更加深刻的本源作用,它与创造性的想像力其实就是一个东西。最后援引海德格尔的时间观佐证和阐发了康德时间观中的这一具有重要的生存论和本体论意义的方向。
生命美、生存美、身体美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与真理、权力、道德、荣誉、地位相比,只有通过生活实践和自身技术给身体、性爱、欲望、生理、心理、语言等生命要素带来满足和愉悦,才能真正使生命充满活力、人生富有意义。人生就是在生命美的历程中度过的。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通过不断地超越和否定,来寻求美和创造美;也只有弘扬和发掘生命美才能引导人类走出异化的泥沼,创造美好生活。
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之思蕴含了一种伦理学导向的建筑现象学的可能性,但是他的存在论基础妨碍了他伦理学本源之思。巴士拉提出的“好好存在”概念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补充。由此,可以重新发现海德格尔的“EsGibt”概念中所蕴含的伦理现象学义涵,以及在“止”和“让”的思想中所蕴含的对建筑现象学的伦理学奠基意义。
时间问题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对此问题,奥古斯丁和胡塞尔所作出的贡献不仅富有独创性,而且也对后人对时间问题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奥古斯丁与胡塞尔的时间观之比较,指出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分析,在那些观点上承继了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又在那些观点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以“重玄”名家的唐初学者成玄英的老庄注疏不是音韵训诂的朴学,而是侧重于义理上切身领悟、大力承继老庄置身于“在世之在”的特定语境而阐发的对人生根本困境的“终极关切”、“真精神”,是对原始道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以道为本,援佛入道,将“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家之道“创造性地误读”为一种历史新范式─—“重玄之道”。其思想底蕴乃为排谴“在世之在”存在论的悖谬与苦痛。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究竟能保持多久?是学术界、政界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围绕这一问题,通过对乐观论与悲观论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的透视与述评,引出了如何看待乐观论与悲观论及其论争,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投资与消费,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问题,并由此展开了论述,既揭示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表明了作者的基本看法,也给学术界提出了如何化解当前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因素的研究课题。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及其演化是和我国经济转型相伴相生的的。本文以演化经济理论为分析工具,指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行为演变路径具有创新性和模仿性之分,创新性演变具有地区差异性、模仿性演变出现一定递进性,演变过程带有明显的地方政府间水平竞争的特征。且体现了行为目标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行为方式由封闭性向开放性演变的趋势。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乡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本文利用1998-2005年江苏省四市一区11个乡镇的调查数据,从乡镇公共产品供给的种类、规模、结构、资金来源等方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乡镇在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大力发展乡镇经济,增强乡镇财力是提高乡镇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重要路径,同时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等区域差异因素对公共产品投资结构的影响。
证券监管者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证券监管者的行为有可能为了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违背了国家利益。因此,有必要对证券监管者加以监管。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监管监管者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对证券监管机构建立制衡机制,对监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约束。
反洗钱组织架构的科学合理建立是关系到反洗钱能否卓有成效。本文通过对欧美主要国家反洗钱组织架构分散设置模式和专门设置模式的一般构成及其差异的分析,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反洗钱组织架构的五种模式选择。
运动是现代政治的典型特征,公民权运动、追求理想状态和追求宗教-文化同一性的运动,构成现代政治的主要风景线。这些运动的意识形态,皆不足以为现代政治奠定基础。能够为现代政治提供框架的,是和解的政治,它吸收各个文明的基本假定,以和平与说理作为最根本的承诺。
信任是人类交往中产生的珍贵情感,也是社会和谐所需要的群体精神。本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理解信任理论与民主理念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古代及现代意义上的信任的话语指向、民主的信任与不信任悖论、以及信任作为适应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因素对于政治过程的未来导向等内容,从而试图揭示在政治过程中,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对于完善民主制度的推进作用。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基本意蕴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是一种乡村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又是乡村市场体系或者私人领域。农民合作组织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其在当代的双重使命:既要表达农民的公共性诉求,又要实现乡村的市场化。在当前世界市场化和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双重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预示着乡村公民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在这一转型中,合作组织涵盖了两种领域,因此成为乡村结构转型的典型性路径。
目标管理理论自引入我国政府组织绩效管理以来,对考核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实绩,促进政府管理效能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政府管理实践的深入发展,目标管理在政府管理运用方面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在对这些问题概括分析的基础上,先从理论上对政府目标管理与公务员考核等关系进行了辨析和梳理,再从具体操作层面对政府目标管理中存在问题的相关对策进行了探讨。
行政执法不仅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更是一个由多层次关系密切交织而成的网络。行政执法中存在着多方利益主体的真实博弈,行政执法的效果也会受到多方利益主体的严重影响。对行政执法的认识,不能仅从行政主体的行为视角出发,而应当从行政执法的行为向度、关系向度等综合视角考虑。只有如此,方能把握行政执法的全貌与本质。
行政公益诉讼与宪法的实施具有密切的联系。行政公益诉讼不仅有助于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和法治等宪法原则和观念的普及和落实,而且还可以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提供一块试验田,进而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司法适用制度积累经验,创造必要的人文条件和法律条件。
董必武的法制思想非常丰富,涵盖立法、司法、守法、法学研究、培养法律人才等诸多方面,而人民司法思想则不仅是其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集中体现和本质表述。董必武的一系列政治法律论述,折射出了“人民司法保障人民权利”、“人民司法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司法思想,并已形成一个逻辑的理论体系;其中人民主权论是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基石,形式正义论是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核心,法律权威论是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目标。在当代中国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的司法改革进程中,研究董必武的人民司法思想,对于推进司法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理遗像是民国时期对孙中山遗像的专称。随着国民党地位的稳固及孙中山崇拜运动的推广,总理遗像被赋予隆尊的政治与法律地位。国民党通过空间定位、仪式操演将总理遗像神圣化,并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传输,渗透于教育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形成超越一切、超越传统习俗的符号霸权,促使民国时期人们形成关于孙中山的社会记忆。有关孙中山的记忆存在着阶层性差异,特别是商人充分利用总理遗像的商业价值,折射出社会各阶层已经懂得总理遗像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国民党的目的是为宣传蒋记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但却客观上促进了国人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认识。
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发展极为迅速,农民的大量加入使党在基层乡村获得了空前的普及程度。在新党员的吸纳机制上,突击式、拉夫式的发展方式至为普遍,致使党员素质低下、信仰缺失。对党员的审查和清洗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这种纠偏努力无法贯彻到底,组织涣散的局面也难以真正改观。这充分展示出共产党在革命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的两难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放弃意识形态原则的纯粹性而采取各种权变之道,共产党才得以在抗战时期迅速发展壮大。
李鸿章的洋务外交活动中,对朝鲜外交是一项重要内容,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李鸿章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外交。在坚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李鸿章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内政,开放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朝鲜的权益。这反应了李鸿章洋务外交的若干特点。
本文结合笔者调查所得之《张乐行家谱》,对近代宗族自身“裂变”与流民的孕育实态进行一些考察,认为宗族人口的膨胀,势必造成人多地少的矛盾,至少产生两大后果:一是“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流民运动,至少给农民的分流创造了条件;二地少人众,加上同姓地主集中土地,造成部分宗族人口的无地化,他们除充任佃户之外,有的只好易地谋生,成为流民。在产生流民的“合力”中,宗族“裂变”亦不可小视。
南京的历史文化呈现出四种特质:“合亦杂”的文化性状、“仁且平”的文化精神、“智而朴”的文化气质和“通且俗”的文化格调。在南京历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教育点化、民俗涵养、艺文陶冶和遗存承载等四种方式发挥了独特作用。这四种传承方式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构成了动态的有机体;而在其内部结构中,又包括了流变、集成和导向三种模式化的工作机制,三者之间的并存、继起,有机整合与交互作用。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鲁迅的小说由怀疑的叙述者、社会中的罪恶和丑陋等否定性的生活现象、悲愤伤感的情调、表现性叙述方法和迫切的启蒙诉求构成了悲愤启蒙的叙述形态。这种叙述形态中包含着在希望与绝望的矛盾痛苦中反叛现实的不懈精神,包含着在毁弃现实中寻求新生之路和通过对现实的绝望来拯救对未来的希望的思想,包含着人类思想情感中最可宝贵的尊重人、同情人、关怀人的无比宽广和深厚的人文情怀。
在大的文学史的多元化涵义中,各专门别类的文学史则分别建立于自我相对独立的架构基础上,而其相应的关注对象、表述内容也通常被局囿到有限的范畴界定中。地域文学史学因尚处在文本不丰、尤缺乏成熟理性归纳提升的初起阶段,故更需要前瞻性的学术本体意识及规范。它大致包含有四个方面:空间维度,即区界范围的确认;创作主体,即本籍贯作家的选择准则;客籍作家在地域文学史里的归属;创作载体,即某些特别作品(非本籍贯与无主名作者)的纳入问题。
“宋无诗”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中“宗唐黜宋”派的极端之论,其偏颇显而易见。这一论调源于宋,盛于明,而后声迹渐隐。寻绎“宋无诗”说发展衍变的轨迹,探讨其理论依据与立论角度,分析其于明盛行的原因及对后世诗学尤其是清代“唐宋兼宗”诗学倾向的影响,对我们深入把握“唐宋诗之争”的本质有重要作用。当然,“宋无诗”说也有其独特价值。
此项研究分别从权力资源与主观声望地位、权力资源与客观经济回报两个方面考察了权力资源与社会分层的关系,验证了笔者关于权力资源影响社会分层的理论假设,并从中获得一些发现。
国企改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因为利益和地位的贬损,工人集体抗争行动有了大量的增加。本文通过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历时性考察,说明了社会资本的匮乏和改革政策的刚性,构成了今天下岗/失业工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展开可能的集体行动的资源和规则体系,这种抗争行动是一种以生存伦理至上和分配公正优先为思想依据的,即我们概括为生存型理性行动的抗争逻辑,它以对传统体制下企业的管理组织形式和公有制观念的策略调用为手段。对个案的进一步说明还显示了反思和重构国家-社会学说的必要性,以准确反映国家内部已经发生的分化甚至断裂,进而寻求系统社会整合条件下劳工权益以及弱势群体成员权益的有效保障。
本文所说的“文化问题”,是指在认识过程中由于文化因素的介入而产生的问题,即误解等认识偏差;文化因素是指超越了语言本身的层面而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形成的内在和外现行动的取向、特质。本文认为,在精神健康服务及社会工作的其他服务领域内,工作人员是否能够提供真正的服务,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认识到文化因素的存在,是否能够排除文化因素的干扰,真正实现互为主体基础之上的理解。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不预设文化问题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服务,并不能真正帮助服务对象。批判理论和社会建构论由于强调了主体性,强调意义的双向理解,为形成真正的服务打下了认识论基础,但依然没有可能回避文化问题。除了文化问题之外,权力和性别问题同样会影响我们对服务对象的理解,但那不是本文重点讨论的话题。
区域文化是指区域成员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的总和,它具有独特性、共享性、整合性、凝聚性、开放性等特征,并有自身发展规律。因此我们认为构建区域文化必须注重形成特色、人文内涵、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同时更要有管理创新。
由于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的生态文化观念有悖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客观规律,并受到了大自然的一再惩罚;为此我们提出应对以往的生态民俗文化观念进行深刻反思,重新构建科学的生态民俗价值观念。本文认为重构一是在生产活动方面改变以往只追求单一性资源指标的最大化,而无视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狭隘生态观念;二是在消费生活领域,摒弃传统民俗中那些消极的、反生态反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适度消费的观念。
从现行试点运行情况看,合作医疗并不能阻止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的发生。因此我们认为寻找长效的筹资机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良性运行的关键环节。为此,本文在比较、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所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筹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资金来源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在对我国和美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本文从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认为独立学院的崛起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架构上的创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和谐是现代大学制度机制上的重要一环;而如何在观念上准确把握和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则是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基本出发点。
影像大众文化是大众文化与图像时代相结合的产物,它迅速地攻占了大学校园,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主体形式。影像大众文化对大学校园中的精英文化构成了冲击,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高等教育的主导者应肩负起主导大学校园文化的责任,趋利避害,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化意识。
以“科学、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大学精神,其外在的表现是大学学术文化,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发展力量的二十一世纪,塑造现代大学精神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着积极意义。
本文以江苏省产业发展为例,首先从产业发展的规模、速度、质量、环境承载度和区域均衡性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全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难点和重点,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目标和路径,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本文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1991-2003年江苏服务业的规模报酬、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替代弹性、边际生产率和产出弹性。最后分析了这一估计结果对今后加快发展江苏服务业的政策含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知识性、高技术性和高创新性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其中文化产业发展尤为突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了现代服务业的层次,其波及效应还带动了一系列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本文在研究文化产业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从制度、人才、创新、法律法规等方面对我国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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