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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预言"涉及"未来"之"方向"、"状态"和"事件",涉及时间之"绵延",同时也涉及"因果"范畴,因而是"经验"范围内的事。在"经验知识-历史"的意义上,"预言"式的"推论-推测"只有"相对"的意义。康德的"批判哲学"确保了"经验"的"自然科学"作出"科学性""预言"的"可能性",同时也展示了"经验性科学""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康德哲学指出在与"知识"不同的道德层面上,人类"理性""有权"作出"预言":人类历史一直是在朝着"改善-趋善"的方向进步。
行为责任存在的演变经历了道德律、伦理性以及社会性等几种样式。道德律排斥了行为责任实践性的一面,将价值的产生归结于道德律,这意味着行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失去了主动性、自为性,行为责任价值的应然性取决于对道德律的服从。社会存在形式的去魅化,价值标准从终极型存在形式转化为实践中伦理应然性的存在。伦理的价值应然性要求行为主体将行为责任价值产生划归己有,重新回归行为主体实践价值之中,并通过主体自为性与行为主体之间理性价值关系得以确立。现代社会的价值要求,标准行为责任价值存在的真正实现必然要通过行为主体将行为责任的应然性委托于社会,并最终以社会价值的形式加以表达,应然价值的行为责任存在形式得以超越,实现自我价值存在的延伸即行为责任社会价值的真正实现。
机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机遇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首先离不开对机遇的识别和把握。为了充分实现机遇的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强调要从自身的发展方式着手,以提高发展的科学水平来用好机遇。最后,在重大历史性机遇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秉承和平发展的精神,强调要共享机遇,和谐发展。
"分形"的特征是力图突破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意识与非意识之间的二元对立,向着真实的本真进发。分形图形神奇美丽,变幻莫测,它触摸到了哲学本质和艺术本质,蕴含着美与审美的内在规律。这一规律与原理在艺术与美学上大显身手,使人的思维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借形象思维的动力,利用变易生成提供的多维度的、动态的和境域式的潜在可能性,从而变而通之,打破原发想象力的束缚,引发模糊性和扩张性的引力,使意象化的感觉与概念化的理智交融互动,这种交融互动也使意象的营造更加丰富,它赋与艺术以多样、灵活和广泛的自由。
《德国悲悼剧起源》与其说是一部文艺学著作,不如说是本雅明历史认识论的思想蓝图。通过对主体性历史的反思,本雅明指出了主体性历史哲学的弊端,认识到历史认识不能简单套用传统的主体-客体模式,它需要建立新的认识论。为了避免重新陷入主体哲学之中,本雅明放弃使用传统的认识论术语,从分析德国悲悼剧入手去阐释历史总体自我呈现的过程,形成了以语言和寓言为核心、从破坏到收集的历史认识论思想。
中国正处于一个发展变革的时代:对外需要积极融入世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对内需要突破发展的瓶颈,深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中国行政法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现时代的中国行政法,面临的突出问题已不是一个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而是一个应该如何改革的问题;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也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而应是包括观念、制度和具体行政方式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变革。有鉴于此,本刊特约有关专家就中国行政法的变革问题进行专题探讨,以期推动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正>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面对不断变动和发展的社会,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必然要有所改变;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行政实践,调整行政关系的行政法,也要对自身进行调整。迅速而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既是行政法实践的价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学理论的价值所在。当下之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正>一、政府管制与行政执法的关系行政执法如何更好地达到管制目标?政府管制又如何促进行政执法变革?这两者关系可概括如下:首先,行政执法是实现政府管制的一个重要环节。行政执法并不是一个有明确外延的概念,其含义因使用者目的的变化而变化。根据指代对象范围
<正>2012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专门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可以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这是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一项变革。本文试就此提出一些见解。
<正>行政法的变革其实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诺斯指出,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命令强制推行,也可以由个人或社会团体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前者被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则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行为主体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
本文利用2003-2008年23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运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土地市场化水平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寻求促进区域土地市场发展的应对之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三大区域土地市场化水平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一级土地市场化水平省际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但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省际间的差异却有所扩大。三大区域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变化始终受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变化的共同影响,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小于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对总体差异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是三大区域内部的差异。要提升我国土地市场化的水平,一要加大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力度,尤其是要加快西部土地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改革步伐。二要强化农地非农化市场的建设,不断加大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改革力度。
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现阶段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必须着力推进宏观调控的科学化与精确化。当前,推进宏观调控科学化与精确化应特别注意研究解决好几大关键问题,即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研判问题、调控方向与干预类型的确定问题、宏观调控启动时机的选择问题、宏观调控工具与手段的使用问题、宏观调控操作力度的把握问题。
理论上,通胀目标制是一种限制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操作范式,兼备了"规则"和"相机抉择"的优点。实践中,相对于货币目标制和汇率目标制,通胀目标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绩效的改善效果十分明显。我国货币政策现行的操作范式是货币目标制,这种范式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不但大大降低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而且极易累积通胀甚至带来滞胀风险。当前,我国应通过增强央行的独立性、提升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建立并健全中央银行的问责制度、加快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进程、改进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完善经济数据的统计调查体系和优化央行通胀预测方法等措施,来促进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范式向灵活的通胀目标制转型。
本文从创新驱动的视角对企业成长理论的前沿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相关文献突出了创新驱动在企业成长进程中的主导作用,研究逐渐自外向内深入到企业内部,并通过创新要素间的交互关系及对创新行为的管理这两条主线向前沿演进,形成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及分析范式,为描述企业的成长动因提供了更为合理的理论解释。
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城乡一体化的平衡和协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重中之重。但我国长期以来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迫切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和理念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水平。为农民提供基本而又有保障的公共产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完善和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的长效机制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
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机制经过四年多的实践,其运行模式已经得到WTO各成员方的普遍赞同。然而,实践中所暴露出来机制委托执行机构工作上的职权模糊和运行冲突,被不少成员归咎于现有委托执行机构机构的不合理。一些成员方因此提议简化现有的委托执行机构,形成由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单一运行的结构模式。然而,单一的委托执行机构不仅难以解决当前的实践问题,还会给透明度机制的实施带来更大的困境。在保留目前委托执行机构机构结构的前提下,归纳总结目前机制所暴露的瑕疵,明确机构职能的划分,进而通过简化数据提交,规范通报和审议文本,无疑能使透明度机制的运行更加顺畅,整个体制也更加完善。
民营企业的管理现状和特征决定了其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进行组织变革,通过对两家背景相似的企业集团——远东控股集团和T公司组织变革的比较分析,发现企业家领导风格对企业变革的绩效有很大影响:相对于权威型、魅力型和家长式领导风格,变革型、交易型、民主型领导风格通过增强变革动力,降低变革阻力对变革效果产生更大的正效应。
本文讨论阿普杜拉的全球文化经济中的差异与脱节的论点,即是从种族、媒体、科技、金融和政治思想这五个方面来了解全球文化传播中的问题。通过对这一理论精髓进行讨论和充分肯定全球文化经济理论,我们了解目前错综复杂的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该理论定义上的模糊和逻辑关系的缺失。然而处于全球化漩涡中的中国社会又该如何从中得到借鉴?那就是,必须对世界文化经济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学者不仅应该加强对其他国家社会文化的研究,而且应该注重研究的实用性和研究的方法。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劳资关系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社会关系之一,即"雇主方"和"受雇方"。然而在中国的转型期,在正常的现代社会结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了新问题,即:劳资双方之间的博弈出现了不对称和不平等现象,即"强资本、弱劳动",尽管说该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们认为,实行政府的积极介入、工会的激活、三方协商机制的有效运转,能够使该博弈现象明显改善。
本文依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三次CSS调查的数据分析,描述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公平意识的变动情况,以及公平意识与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调查显示,多数公众认可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公平的,但赞同此观点的比例有所下降;公众认为不同阶层的上升机会是平等的,且赞同此观点的比例有所上升。公众大多数认为勤奋拼搏和良好教育是事业成功的主要条件,持有这种成功观的比例有所上升;而相信成功靠家庭背景的比例则下降了。多数公众认同自己处在社会的中层及以上,而阶层认同越高的人越是倾向于肯定收入差距、机会平等,即越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为后天因素,公众的阶层认同与公平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公众肯定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所做的工作,高阶层认同者更多关注发展经济,低阶层认同者更多关注公共事务。
本文考察了跨境学童产生的背景,研究与分析了长期游走于双城(香港和深圳)之间对儿童的学业、语言习得、社会交往、身份认同及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影响,揭示了赴港生子与跨境学童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最后又对孩子的真正需要、港人的身份风险进行了讨论。
本文以B市X浅山新城建设项目为案例,梳理了在城市化带来的征地拆迁进程中村集体和农民的权益转型,发现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地上物所有权、村民个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有物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个人房屋所有权经过征地拆迁将转化为货币补偿、回迁房购买权和"农转居"社会保障等形式。在这些权利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被征地拆迁人关注的8项重要利益中,有些是可以让村民完全参与;有些为部分参与;有些又必须是以政策为依据来执行的,这中间就会有一个民众利益如何最大化的问题。为此我们通过案例跟踪,分析了民意参与的作用,总结了其中的经验,理清了"民意参与"的不同尺度与划分,希望能为后人提供借鉴。
合法性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或者政治体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执政党通过合法性资源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执政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巩固、开发和培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合法性资源内在特点和演变特征,遵循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单位制度的基础上依附于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其计划体制中的权利被剥夺,同时市场体制中的权利远未兑现,利益受损的工人以集体抗争的形式来表达自身强烈的不满,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开始获得自主性的权利意识并成为劳工力量重建的重要资源。劳工力量重建既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内部整合过程,也是一个工人与国家之间关系重构的过程,而两者的相遇则孕育着国家制度成长的契机。
我国程序独立价值说或优先价值说是在打着"重程序"的旗号下,吸收国外的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而兴起的,同时又迎合了审判实践的现实需要,即,为提高审判效率放弃客观真实,转而追求法律真实。然而,这也导致法律正义原本具有的"一元"属性被人为地割裂成"二元正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这就违背了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裁判者角度而言,程序正义是可以感知的实然状态,实体正义是存在于观念中的应然状态;就当事人而言,他们的"正义"观念中无疑包含实体内容的法律正义。质言之,实体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内在生命和灵魂,程序正义则是法律正义的物化载体。而"二元正义"观以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各自独立为前提,必然造成程序正义的缺位,实体正义也将失去其外在形式和载体。
20世纪中期,西方民事司法日益超越传统法治的界限而发挥着更为显著的功能。法院以创制实体法、形成新政策的功能,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法治的危机,促进西方社会的法治秩序从自治型法迈向回应型法。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面临着法律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矛盾,而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也暗合了迈向回应型法的潮流。在此过程中,民事司法的当事人参与原则发挥着法律秩序正当化作用,民事司法的模式也逐渐由传统的裁判型向参与型转变。我国可以借鉴参与型审判模式的特征,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增加当事人的参与性。
由于传统环境保护方法无法应对现代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经济刺激手段应运而生。环境经济刺激手段就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现代环境污染问题,大致可分为补贴、环节税费和排放权交易制度。我国未来的立法应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刺激手段进行选择与协调。
在全球化语境下,国外翻译资源的涌入对中国文化、人文环境、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所起的作用至关重大,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提倡跨学科发展的今天,翻译资源的变化与合理利用问题已迫在眉睫,但是,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研究界的足够重视。本文致力于对近13年来国外主要翻译理论资源在中国的影响力做一考察,包括对国外翻译理论资源在中国的总体占位和影响情况、翻译理论家个人热门资源的影响力、翻译流派资源的影响力和国家总体理论资源影响力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试图考察中外翻译理论资源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和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翻译理论资源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提供参考。
冯梦龙编辑《智囊》,其动机在于开启民智,更重要的目的还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智囊》的分类与评点体现出冯梦龙对智慧的独到认识。智慧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属性,深藏于人的心里,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开掘出来。智慧与观察能力、个人胆略、反应速度有关,而与品行、地位、性别无关。智慧与人才联系在一起。冯梦龙常为历史上的圣人皇帝、朝廷大臣不拘一格发现和使用人才感慨万千,并将今昔对比,对当朝不重视人才、以资格限人的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
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现代作家作品的诠释,暗含了四种知识谱系的对话关系,即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想影响而致力于"人的文学"的一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评价标尺的一脉,海外汉学界以之为"中国"图景的外缘观察方式,以及既作为精神资源又作为创作材料、影响复杂的民间文艺。对于赵树理而言,最后一点是决定性的。以赵树理20世纪40-60年代的接受情况为典型个案,可以深入理解不同知识谱系之间的微妙对话,为深化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方法。
本文通过语言视角,分析晚清时期"西学"的思想思潮转化为"诗界革命"的形式冲动的具体过程,揭示语言选择上的保守性直接决定着"诗界革命"诗学话语的建构、诗体形式的转向以及诗体尝试的限度。
美学与艺术学不易分开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同为对艺术的感性认识这点上。然而,美学是以研究美为目的,以对感觉形象引起精神愉悦为基准,它是依附于欣赏二度艺术创造的层面上。而艺术学理论则要穿越艺术欣赏的层面,深入艺术进行原创性研究。艺术家经验的直觉思维带有审美因素,但美包含于形象创造之中。艺术家的直觉冲动与创造力,始源于对生命和灵魂的触摸,艺术对生命经验的表现,显示了对审美主体经验的遮覆与超越。艺术技法和表现手段是通过形象创造包蕴美,不属于美学范畴。艺术学理论与美学构成以作品欣赏为叠合的交叉关系,而艺术原创性研究则依赖于原初的艺术创造实践。中国古代艺术直观感悟的经验性理论,是原创性理论研究的重要资源。
本文分析了制约人们继续追问"艺术是什么"的原因,梳理、评析了前人关于"艺术是什么"的解答,从本质研究"多解论"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艺术是对于有意味的图谋的尚美求新的表述"的观点,并对这一新解的包容性、排它性和引导性进行了阐述。
书画作品与经济的关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展开和进化的,到了商业经济时代,书画作品的经济性更加明显和突出。书画作品的经济目的不仅影响着消费者的投资观念,而且左右着以书画作品经营为主的中介者,同样也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书画作品的创作者书画家。本文基于书画市场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书画生产者、书画中间商和书画消费者,以书画作品的市场为基础来论述书画作品的商品性。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是民国时期活跃在我国蚕丝改良舞台上的重要民间团体,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其进行了改组,提高了中方的地位,加强了政府的控制,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温和的对外政策和结束列强在华特权的努力,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政府重新走向强势的趋向,也有力地推动了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在东方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华寻找政治同盟。南方实力派陈炯明资深的革命经历、对新生苏俄的赞美和尊崇、反帝爱国的政治态度曾一度使他成为苏俄、共产国际选择的联合对象。然而事实证明陈炯明并非莫斯科式的革命者,"六一六"事件发生后,陈氏对莫斯科和中共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俄、共产国际结束了联合陈炯明的尝试,从而转向与孙中山的合作。
军事留学生派遣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为解决军事领域人才匮乏的问题,清政府大量派遣留学生到国外特别是日本学习陆军,也有少数留学欧美者。派遣的形式分两种:1、1904年《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颁布实施之前,各省自行选送,以浙江、湖北、江苏、四川等省为代表;2、1904年以后中央练兵处拟定《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从此各省再选送留学生,必须由中央练兵机构统一考选派送。先后共有4批军事留学生分别于1904、1905、1906、1908年被派往日本,进入成城、振武及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大理院是晚清官制改革过程中设立的专掌审判的近代最早的最高法院,在各省审判厅尚未一律普设、四级三审制无法严格执行的情况下,外省未设审判厅地方行政衙门审理的死罪案件,暂由大理院覆判。大理院负责覆判外省死罪案件的专门机构是详谳处,覆判结果一般分为维持原判、驳回重审与直接改判三种。大理院的覆判对于慎重民命、确保全国法律统一适用具有进步意义。而作为过渡时代的权宜之计,大理院覆判活动亦体现了新旧司法体制的衔接与调和,折射出近代司法独立的艰难和努力。
秦朝在法家学说指导下构建起来一套政治制度,尊崇文吏政治,要求所有官吏都坚守"为吏之道",与坚守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士人形成尖锐的对立。汉朝建立后,奉行黄老无为政治,在政治组织上层将王朝官僚机器的运行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在低级政治组织领域内仍承袭了秦朝的文吏政治。汉武帝时期,士大夫政治模式的演生,形成了士人与文吏的契合点。在士大夫政治模式下,文吏与士大夫之间的对立与纷争依然存在,士大夫在政治系统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分歧在官员与吏员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官员更倾向于士人之理想,而吏员则倾向于坚守文吏政治。
作为中国教育改革三大主体的国家、地方、学校,它们之间复杂关系的整体关联,隐蕴着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延续下来并渗进骨髓的东西,虽历经时代洗礼,仍不会轻易根除,且会繁衍出诸多变式。"家国一体"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质性价值逻辑,利益关系的表达形态是利益获取的不言自明;中和、折中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实际行动规则,利益关系的表达形态是利益平衡的通权达变;秩序情结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情感支持系统,利益关系的表达形态是利益收受的情理达成。
我国法律界对隐性采访没有做出明文规定,隐性采访是否可行或作为一种舆论监督手段是否值得提倡,社会和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看法。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视角解析隐性采访这一现象,可以从根本上回答隐性采访的存在合理性问题。
<正>《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本刊设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哲学、文学与文化、历史学、社会学等栏目,注重学术性、理论性、探索性。热诚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赐稿。本刊2012年重点选题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