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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今年是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50周年。库恩的这本著作产生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和学术影响。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库恩使得范式(paradigm)成为当代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它频频出现在商业语言、大众心理学,甚至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之中。据不完全统计,该书的学术引用已超过57800次,无疑是20世纪科学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库恩这本著作开启了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大门,直接推动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的形成。为此,特刊发本组笔谈,以考察库恩对S&TS的影响。在这组笔谈中,蔡仲教授认为库恩将时间性引入科学,引起了皮克林对科学实践的关注。邢冬梅教授考察了库恩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之间的关系,认为SSK工作的实质是对传统的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进行了库恩式的改造。刘鹏博士着重从知识的空间生产与交流的视角,对库恩与拉图尔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石诚博士认为范式为科学仪器哲学的考察提供了一个新切入点。
<正>20世纪60年代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为SSK,又时常被称为"强纲领SSK"或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以激进的姿态登上学术舞台,开始了对科学的全方位文化解构,引发了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也激起了库恩的强烈不满。正如库恩所说:"强纲领SSK"在科学中的谈
<正>库恩和拉图尔时常被放在一起进行评价,罗蒂甚至指出,"拉图尔已经取代库恩成为了科学崇拜者们的眼中钉",格罗斯的评价是"拉图尔已经接过了库恩手中的接力棒,跑向了接力赛的下一段旅程"[1]。今年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五十周年,
<正>纵观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著作,除理论优位这种传统贯穿始终外,还同时伴随有一个被遗忘的对象,那就是科学仪器[1]。对于科学仪器的忽视是传统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的共性,随着科学实践哲学、新实验主义以及科学仪器哲学的兴起,科学哲学对科学仪器的研究由忽视逐步转变为重视。科学哲学对仪器
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视角不只对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可能是今天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最重要的立足点。从社会理论角度进行马克思主义创新面临着两个实际难题:一是怎么处理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即如何满足人们对惯常划归哲学范围的那些普遍性关怀的需求;二是如何兼顾批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布洛威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从社会理论角度重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对公共事务而不是观念的研究是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落点。
奈格里立足劳动-工人阶级和工作-资产阶级的对抗逻辑,把劳动视为单纯的主体创造能力和获得自由的现实根源,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重构为以本源性、创构性和绝对革命为核心的激进主体理论,强调制宪力的主体化和政治的社会化,拒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任何连接。阿伦特对劳动-工作的区分与奈格里完全不同,她把劳动描述成满足人类生命需求的活动和默认暴力的前政治活动,认为马克思将自由等同于劳动解放,进而明确与社会相分离的政治之自主性和制宪原则的非对抗本性。卢卡奇和奈格里一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转向,他立足实践的社会历史范式,将劳动重塑为立足历史性、人之主体性和去目的论的历史-社会本体,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最终割裂劳动-生产领域和政治革命。三者基于特定的理论立场,遮蔽或弱化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科学内涵。
卡西尔将康德的图式概念和符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认为世界就是一种符号化的世界,语言、科学、宗教、艺术等在内的所有人类文化形式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用以解释世界的符号形式。卡西尔从符号角度揭示人与文化的本质特征,构筑起了人——符号——文化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赋予了人、符号、文化新的哲学意义,从而为人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究其本质是道德危机,当代生态(环境)伦理学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理念,从而规范人类的行为。佛教以觉悟和解脱为终极目标,以"契理契机"精神随顺不同时空因缘之流转迁变而开出新气象。对大乘修学者而言,生态保护是发菩提心、趣菩提道、成菩萨行的"方便",是成佛的"必修课";对非佛教信仰者而言,佛教根本义理中能推导并生发出让不同宗教文化传统下的人群共享的伦理原则并落实于生态保护。基于佛教"缘起"世界观的"慈悲",是贯通佛教义理和生态保护实践的核心理念,是佛教参与现代事务的"通行证"。
本文指出,我国已经从工业化引领的经济起飞阶段进入城市化引领的新成长阶段,城市化成为继工业化之后发展的巨大引擎。城市化发展形成区域梯度推进格局,城乡差距扩大速度明显减缓,城市聚集经济效益不断突破预期,城市成为主要消费市场、服务业空间和创新源泉。然而,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苦干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巨大的城乡差距、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和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城市土地集约效益薄弱、"城市病"和"乡村病"的同时显现等等。本文从发展战略的视角,提出一系列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选择,包括充分发挥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提高大城市的集约能力,发展城市群网络,建设好小城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走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文章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刻画了当前中国青年人口的基本特征:1)青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相对占比迅速降低,这会加重其未来的养老压力;2)由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年龄性别比的失衡状况仍然严重,青年适婚人口会面临婚姻挤压——主要是对男性的婚姻挤压;3)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推行与高等教育的扩招,使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了长足提升,这使教育不平等更多地表现为对优质教育资源分享机会的不平等;4)中国青年人口的初婚年龄大大推迟,青年人口的结婚率也随之下降。
本文通过回顾19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及相关研究,并以现阶段人口城市化进程为背景,运用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1],对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本文认为,尽管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状况依然存在,但在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中,消解这些体制性因素的市场化力量正在逐渐发挥作用,而原有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制性因素,其影响力正在由直接影响转变为间接影响,即在劳动力市场外发挥作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正在显现出以区域城市化水平为基础的纵向分割。因此,唯有在注重人口城市化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化质量,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消除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制性因素影响。
本研究对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随机抽取的51100个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平均值介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东部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低于中部地区居民,中部地区居民低于西部地区居民;男性食品安全满意度高于女性;26岁以上居民年龄越高,食品安全满意度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越高;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高于城镇居民;外资或港澳台企业员工食品安全满意度最低。
基于2012年外出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影响农民工权能感的因素及增强权能的途径。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权能感较差,其中人际权能感尤为突出;显著影响权能感的因素有,个体的性别和经济状况、压力-去权维度中的工作压力、支持-增权维度中的环境公平和对同事、家庭、朋友、市民以及制度的资源动员能力;不同压力状态下农民工增强权能途径有所差异,在高压力群体中对宏观环境的创新与改革需求凸显,而在低压力中工作场景中管理公平的作用明显。因此,消减压力、构建公平公正的权力关系、加强资源动员能力,是增强农民工权能感的有效途径。
本文以"现代化"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现代化"概念入手,在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国别维度探讨"现代化"概念的演进过程;其次遵循从原理到方法论的思路,辨析"现代化"在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实现路径与含义,以及映射到指标体系的多元化特征;再次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处的阶段,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讨论;最后归纳江苏现阶段的基本特征,为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可行性提供了一种思路。
要辩证看待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角色和作用,政府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扮演"无为之手"的角色;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要避免政府从"扶持之手"变成"掠夺之手"。作为转型经济体的中国,由于实践惯性、思维惯性以及利益惯性这三方面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重构中国金融规制与监管体系,面对的不是西方国家不断强化政府规制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放松规制的问题。
开发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实现经济和就业增长、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支持开发区的财政政策是开发区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对国内外开发区发展及其财政政策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以江苏省为例,对开发区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检验;分析了开发区财政政策存在的风险,并提出优化开发区财政政策的建议。
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为重要组织形式,构建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网络。从罗伯特.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出发,围绕着信任、规范、网络这三个方面,分析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社会资本的表现,探讨社会资本对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展的正负效应,提出提升社会资本贡献度的政策建议。
公民的政治参与一般应满足公开性要求,而当政治参与面临外部的强制、压迫或其他压力的威胁时,就要求有隐私的庇护。公民政治参与中的隐私要求是对于民主政治中的公开性要求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表面上,公民政治参与中的隐私要求与公开性要求是相互矛盾的,但二者都指向共同的目的:保障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民主政治中的公民自治。匿名投票是表现出隐私性质的典型投票类型。匿名投票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在于,它可以有效地维护或实现公民政治上的真正自由,从而确保投票的结果是公民政治上的自由意志的真实体现。
与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相比,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作为政治态度的公民义务感,服从的是一定政治权力系统下公共生活的合作秩序。公民义务感在公共生活中的表现是主动承担社会合作成本的意愿——如守法、分担税款、服兵役等,是一种积极的政治态度,也是公民在真正构成选择的情况下的内心对"应当"的认同,而不是"被迫"的服从。促使公民义务感的产生关键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平性,这种公平性不仅体现在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平衡对比中,还体现在社会合作的成本在不同公民间的分布与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模式是由六个基本要素、三个层面结构构成的,不同的要素、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多类功能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看,优化这一模式需要处理好横向与纵向、主体与客体、整体与局部、结构与功能、开放与内生等几对辩证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它使世界政治地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民主化推进的背后,新兴的民主转型国家遭遇了种种困境,不仅选举质量差强人意,还有"非自由民主"的不平衡发展。本文以所有第三波民主国家为样本,通过分析非洲、中东欧、拉美以及亚洲诸国的民主巩固困境的不同模式,展示了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大图景。
曼海姆认为传统主义是人们的一种本能式主观心理,具有反应性;保守主义及其指导的行动则客观的存在于"历史动态结构复合体",具有意向性。在对比中,曼海姆通过对"结构复合体"中的政党等政治性组织的分析得出,传统主义必须要经过公共政治的洗礼,即在社会等级逐渐清晰,阶级明显分化的结构环境下才可以成功的进化为保守主义。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积极地去争取自己权利的过程正是传统主义进化为保守主义的过程。
科尔曼认为: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决不是"浅绿色"环境观所谓的"人口膨胀说"、"技术失控说"和"消费者行为说",而是资本主义"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价值观;只有以"护生价值观"取而代之,"生态文明"的构建才能获得坚实的理论支撑。为我们认识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所依托的一部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尚存在一些缺憾,需要与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及制度实行对接与协调。在宪法依据方面,应将信息自由权或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纳入其中;在法律上应确立限制除外的公开原则,在公开的范围和决定权、公开的内容和程度及具体操作方面应进一步明晰和完善;应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改变保密法下的公开之局限,实行公开前提下的保密制度;同时,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背景下,应建立起个人隐私及信息、企业的商业秘密及其他营业秘密的保护制度。
个人信用信息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公开性,因此现代社会更强调当事人控制下的信息使用。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无需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对于信息主体的告知,应当在已经使用信息主体的信用信息,并对其采取"不利行动"时进行。不仅应当保障信息主体查询自身信用信息的权利,还应当保障一定条件下免费查询的权利,并明确查询的范围和程序。在明确信息主体享有对错误信用信息提出异议,以及请求更正或删除权利的同时,还应当明确:核实争议信用信息的举证责任由个人征信机构承担;信用信息更正后,应当通知此前一段时间内曾经获得该信用信息的使用者。
社会分层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之后,刑法中的平等就不能固守"凡具有脸孔者一律平等"的立场,而是需要引入一种弱势平等观念,即从社会正义出发,给社会弱者以更多的法律保护,给社会强者以更多的法律限制。立基于弱势平等,刑法应该正视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并分别针对强者为谋取利益针对弱者的犯罪和弱者为维护自己利益而针对强者的犯罪,形成一种"重强、轻弱"的罪刑结构。
民事诉讼中法官公开法律见解具有重要意义,但实践中应"如何为"却颇有难度。法律见解公开的范围应从广义上把握,与诉讼标的、待证要件事实、证明责任分配、民事行为性质和效力以及裁判所适用法律规范相关的法律见解都应公开,但也有一定限制。法律见解公开的场合包括混沌、冲突、忽略和相异等。公开法律见解应贯穿于从案件受理后到法庭辩论终结之前的诉讼程序中,但需向院、庭长或审委会汇报的案件在时间上有特殊要求。
纪实文学是一类纪实性叙事文学文体的总称。相对于虚构文学,纪实文学的文体特点和文体规范主要是:既有纪实性又有虚构性,是纪实性与虚构性的有机结合;既有理真的特性,又有事真的特性,是事真与理真的统一;叙事方法既有复现,又有再现和表现,是复现、再现和表现的共存互补;既有实用性,又有审美性,是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并重;纪实文学活动既是一种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实践,同时又贯彻着高尚的审美理想,是日常生活与审美理想的融汇。
辛弃疾的政论,论者向来注重其思想性,但《美芹十论》、《九议》等政论文字中实际上体现出颇为深厚的学术以及文学传统。本文试就辛氏与南宋事功学派的史论及政论风格之关系,其政论中所继承的先秦以来的比兴传统,以及北宋苏氏散文所形成的议论特征对辛文之影响等诸方面考察辛氏政论的独到之处。
从清初开始,终其后半生,吴梅村诗文、剧作中随处可见身世沦落的慨叹。他的作品不仅充满了对自身命运沦落的伤悼,且由此形成独特的观照人生世事的思维定式,即尤为关注个体生命在乱世中的沦落,以此视角去展现时代的苦痛和人生的悲哀,"沦落"成为吴梅村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吴梅村的沦落情结是源于他的游移性人格特点。
摄影机的发明,为人们叙述与书写历史提供了一种比"笔"更为便捷的工具。台湾纪录片《跳舞时代》以摄影机为工具,以历史的影音呈现与还原为主要内容,重述了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人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影片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感受与"灵性内视",为我们展现了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女性社会地位变迁,台湾当下社会"女性述史"的普遍现象与必然发展,也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如何由历史的被书写者转变为历史的书写者的角色身份蜕变过程。
20世纪60至70年代,台湾电影里的女性形象被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霾所笼罩,她们被矮化、边缘化和色情化。80年代,大胆反抗男权、走向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登上银幕。90年代以来,女性形象更趋多元化,并受到酷儿理论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当代台湾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被刻意歪曲、到被努力还原、继而被深度探究的嬗递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当代台湾电影与菲勒斯中心主义艰难博弈的过程。
"行动"指人从自由意识出发,作用于客观存在、并为之负责的一系列行为。"行动"是萨特"人的哲学"的核心思想,也是其戏剧作品的首要因素。从"行动"的角度,他的戏剧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正在行动着,而另一类作品中的主人公丧失了行动能力。
上海解放后,新政府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接管。然而,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并未因此而转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基层社会的管理权掌控在传统民间统治权威手中。旧式社团的存在为基层统治权威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活动平台,延续了其社会价值。为此,新政府在1950年代对旧式社团进行了持续清理整顿,最终实现了基层社会控制权的平稳转换。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机构西迁大后方,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为巩固战时政权,稳固党基,民运工作成为当局的重点。国民党采取吸纳党员、开展组训工作、组织团体社会参与等方式加强对民众组织的党化教育与管控,体现了"以党治国"在民众组织领域的实践性,反映出抗战时期党务工作在大后方推行力度的深入。尽管国民党不断强化民运工作,但党治力度仍较薄弱,其效果不太理想。
民国时期江苏省议会曾因"议员加费案",与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主的社团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从而在民国议会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主要是江苏省议会试图通过削减教育经费来加薪,如此"争费自肥"自然受到了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江苏各界的激烈抨击。面对教育会的批评,尽管省议会也做了种种回击,但最终被迫放弃了加费举动,江苏省教育会更借此初步实现了江苏教育经费的独立化。在议员加费案中,作为民间社团的江苏省教育会之所以能屡屡压过作为政府机构的省议会,除了其作为新式职业社团能集合动员全省教育界的能量外,民国初年特殊的政治生态也是导致出现此现象的另一缘由。
1906年中国试图收回威海卫,是一件在晚清不无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日俄战争后,俄国此前向中国强租的旅顺地区转手日本,中国外交官根据中英条约中威海卫的租期与俄租旅顺租期相同的规定,要求英国归还威海卫。英国因英日同盟的关系以及试图维护在华形象,同时担心归还后他国染指等因素,在该事情上拖延、敷衍,使得中国交涉失败。不过,晚清职业外交官在此事件中表现出的日益增强的国权意识却值得肯定。
作为非正规制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重要作用是近代中国商业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外国企业来说不能融入中国本土关系网络,就不能了解中国市场。外国企业通过雇佣、保证、利益捆绑等制度约束方式,将本土关系网络与企业层级制度相结合,实现对本土关系网络的控制及效益最大化。本土关系网络的嵌入与应用是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活动本土化的重要表现,亦是外国企业渗透并进而控制近代中国相关行业市场的重要手段。
教育理念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它决定了整个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存功利化、简单化倾向严重。我国大力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具有必要性、紧迫性,应把创新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正规教育相融合。
儿童道德情感的形成与发展对儿童道德品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家庭教育在儿童道德情感培养上具有学校和社会所没有的优势。遗憾的是,家庭教育中"重智轻德"的教育方式忽视了儿童道德情感的培养。促进儿童道德品质的发展,在家庭中培养儿童的道德情感就显得尤为重要。家长可以通过以身作则、发展道德认知、加强情感交流、重视行为训练这四个方面来培养儿童的道德情感。
新闻法治是法治国家对新闻业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新闻立法还相对滞后,影响了新闻法治的进程。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务实的手段,推进中国的新闻法治。
三网融合的大背景下,网络电视台成为传统电视台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战略高地,网络电视台的融合可以分为多种层面上的融合,内容融合是各层面融合的资源基础。本文以江苏网络电视台为例,从网络电视台内容融合的角度入手,对三网融合下的内容生产的变化、内容融合对产业链的改变、内容的互动等方面进行分析。
<正>《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本刊设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哲学、文学与文化、历史学、社会学等栏目,注重学术性、理论性、探索性。热诚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社会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