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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现代化建设同小康社会建设是有机衔接的。率先达到全面小康水平的地区应该也可以率先开启现代化建设进程。以人为本是现代化的目标导向。达到小康水平后,人民对健康,享受和发展,社会保障,环境等方面的要求,都需要在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目标导向中得到体现。共同富裕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以新的发展方式推进现代化,不仅需要转向以提高效率为内容的集约型方式,还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针对现代化的"短板",现代化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需要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推进社会和文化建设,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建设需要直面农业和农村,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统筹协调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典型的"弱势低速增长周期"。本文基于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考察,研究发现:从历次全球经济周期更替的规律来看,这一弱势周期的形成归结于全球缺乏新的新兴产业尤其是支柱性新兴产业的支撑。20世纪50年代以来众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美国最近30多年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的演变历程表明,信息经济时代与后信息经济时代的"拐点"已经到来。正是这一拐点的到来或者说信息经济的衰退构成了全球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视角的经济周期演变机理的分析表明,后信息经济时代全球经济周期的交替、更新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兴产业的培育与支柱产业的形成,这也构成当前全球面临的共同战略任务,进而决定了全球将进入一个"典型的共同治理探索期"。
科学发展观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城镇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等,都是科学发展观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形态。同时,这些方面的规律性发展过程,既是对科学发展观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不断充分的演绎过程,又是对其内涵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
本文分析、比较了道格拉斯.C.诺斯在其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的最新进展和阿夫纳.格雷夫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两者的研究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近代以来东西方大分流问题上的整合和统一。从制度分流的角度出发,简要概括、梳理、评论了经济史学界在研究近代以来"东西方大分流"问题中所运用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探讨了沿着制度分流的角度解释、分析近代以来东西方大分流问题的可能性。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消费性公共支出不合时宜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称之为"福利赶超"。严重收入和经济社会不平等可能是主导因素,部门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加剧了社会冲突,进而吸附绝大部分社会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制度改革迟滞或缺失导致经济发展陷入要素市场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难冲突恶化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跨国境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逐渐扩大,兴起以世界(全球)视野考察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即世界城市系统研究。世界城市系统可类比于结点和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系统,即城市视为结点、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视为联系。从网络结构视角,可把网络系统研究并轨为结点和联系的关系问题,进而能够使有关研究动向更加清晰明了。因此,本文基于网络结构视角梳理和总结世界城市系统研究相关文献,并探讨研究中所遗留的有待拓展的空间。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就业又出现了新的特征与趋势。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着在农村内部转移、城乡之间转移、不同产业间转移以及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等几种类型,并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其特点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传统型转移仍然是主体,而回流型转移、创业型转移、培训型转移将不断增加。
时期取向张力是Das和Teng提出的影响联盟稳定性的三对张力之一,它与联盟成员的战略意图有关。这对张力是影响联盟稳定性的重要张力,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其它两对张力。本文从联盟伙伴间时期取向张力的角度,对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间张力的本质与内涵、两种取向冲突的必然性及其对联盟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平衡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的对策。
通过对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研究发现:(1)有65岁以上人口的家庭户占总家庭户的比重,农村高于镇、镇高于市;(2)在老年人口中,老年空巢家庭的比重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中,增加了将近9%。在人口流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空巢家庭的比重还会迅速上升;(3)伴随年龄的上升,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但在每一年龄段内,女性的健康程度都低于男性;(4)有配偶的老年人的健康程度高于未婚者、离婚者和丧偶者;(5)在生活不能自理时,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供养维生,养老保险的作用还需要继续加强。其中女性老年人口对家庭成员的依赖程度高于男性。
本研究沿韦伯西方理性化过程研究的线索,利用CGSS2003的经验资料,分析了市场转型发生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在"文革"中后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资源转换由"文革"前"间接"转变为"直接"。而在市场转型中,职业地位正成为代际资源传递的重要途径,同时,与男性相比,女性不仅获得父代资源支持力度较低,获得优势职业也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要求。笔者认为,以上发现意味着,尽管1949年后的体制形态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个人与家庭或家族的传统联系,但在"文革"中后期父辈力求资源代际流动的努力,不仅实现了对政治领袖个人权威的"祛魅",同时也通过市场转型实现了体制创新。但市场转型中,对于重视家庭或家族男性传承传统伦理的复归,不仅折射出家庭本位伦理与彰显个性的理性化逻辑间的矛盾,也提示人们未来仍存在着将个人与国家关系绝对化的潜在风险。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受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双向作用压力,被动的"文化迷失"只有依靠深层次的主动的文化转型来解决。江苏作为人文鼎盛之地,作为中国小康建设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区,必须深刻思考文化现代化的价值意义、现实基础和创新路径,必须明晰:江苏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要传承和创新文化?如何传承和创新文化?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实质是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软实力的系统提升。通过多维视角重新解构和建构江苏文化软实力,在传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创新的方式引导传承,打造江苏强可识别的"区域文化身份"和强可持续性的区域文化认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保障8亿农民健康具有地域性与身份性的公共产品,该制度实施9年来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然而,应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必然趋势,该制度潜力已经基本耗尽,慎重考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调整已是当务之急。因此,尊重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格局,基于"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的原则,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入全民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在"全民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加多元补充医疗保险"的医疗保险模式中,让农民与职工、城镇居民均等获得基本医疗保险。这将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理性选择。为此,本文将从政治、社会、经济与技术层面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入全民基本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1995-2011年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回归,分析了影响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例的因素,及各因素对该比例的贡献。本文分析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人均GDP、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老年人口比例。结果发现: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和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对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例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我们研究何为合理目标并提出,2015年政府卫生支出需达到21492亿元才能达到将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例降到30%以下的目标。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说,作为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资本的全球空间布展伴随着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流动,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存在逻辑的关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由福特主义向弹性生产的变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策略,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空间策略。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趋势在给世界各国带来一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在制造着贫困、不平等、差异和两极分化,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要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就必须准确地解读其本质及其影响。在资本主义霸权仍然是我们时代中心问题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普遍性政治和积极的全球主张应当对资本逻辑及其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规划保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意识和实践理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问题——他自己的新的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不可避免性和暂时性。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术语、概念以及与新的问题提法相适应的新的理论观点,即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马克思通过把各种经济范畴纳入与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结构中来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并通过严格地区别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的不同、它们生产的过程以及发生顺序上的差别等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自觉阐发,实现了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也合理地解决了他所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资本论》在提出问题以及如何科学地思考和解决问题上,在对建立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思考上,都全面地超越了他之前和同时代的研究者,并且马克思的这些思考和论述在后来的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中得到体现和印证。
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概念源于人类自由-权利辩证发展的历史产物,即人类寻求自身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其权利全面发展和实现的历史实践与创造。这意味着伦理国家的实践建构,必须以精神和道德的自由与平等概念为根本价值准则,使所有公民个体获得生命生存和财产安全及幸福自足的物质生活,发展以公民自治的社会共同体为基础的伦理教育和民主政治,建立与公民普遍利益及其理性自我意识相一致的伦理政治秩序,使人们在普遍享有其自然和道德方面应有的尊严与财富的基础上,回归自身精神和道德的自由本质。
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经一度繁荣发展之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频繁爆发各类危机,如金融危机、政治危机(如新"左翼"运动)、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如"华尔街事件"、新社会运动)、生态危机等。这些危机是有着同一根源的总体危机的不同侧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整体视角和整体方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得以建构科学的当代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为自身找到了发挥其时代作用的历史舞台。
对于被认为是符合论在当代最主要的批评者之一的真理同一论,麦克道威尔和多德等人虽然对它的理解并不相同,但都认为它是自明之理。对此观点,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麦克道威尔关于真理同一论的思想,以及他与多德及其他一些哲学家围绕"自明之理"对真理同一论展开的争论,而意图表明,这些哲学家所提供的真理同一论都不可接受。
在代议制生成的过程中,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经历了与代议制框架相适应的重建过程。但是,代议制使政策问题建构出现了双重分化:第一,代议制赖以建立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造成了政策建构主体的分化,虽然公民还是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拥有者,但是,当公民转化为被代表者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政策问题建构权委托给了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了。第二,代表从选民那里获取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在进入议会的时候,是以提案权的形式出现的,表现出了与立法权的不同,从而在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权力。由于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这两重分化,引发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异化,也同时开始走向与启蒙时期民主理想背离的方向。
公共危机中谣言是以寄生的方式生存的。谣言的寄生性使人们信任谣言:内容寄生性为谣言提供了生存载体;心理寄生性给谣言提供了生长养料;路径寄生性是谣言传递的路径通道。谣言能在公共危机中生存,依赖于联网能力和同化能力。联网能力以"差异逻辑"为基础,以"技术范式"为核心,实现不同信任网络之间的链接,为谣言的传递和扩散打通道路;同化能力依赖内容寄生性和心理寄生性,影响人们的心理或者左右人们的行为。
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利益差异化步伐不断加快,公务员个体对职业发展、组织激励、权益保障的要求日益强烈,有效激励已成为公务员日常管理的突出难题。本文试图从曾国藩打造腰刀激励湘军这个典型案例出发,针对公务员激励手段单一、激励失灵失效等问题,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以目标激励、功利激励、符号激励、竞争激励、评价激励、差异激励、负激励等多元化激励措施,来分担和化解公务员晋升晋级"独木桥"难题,以调动公务员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管理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管理的部署经历了不断调试的过程。检视这一历程,发现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是"合作",合作成为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思想的鲜明趋向。它体现在:主体上强调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理念上尊重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导向上坚持民主民生相互倚重和路径上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合力并举。
传统的封闭型决策模式强调权力对决策的主导作用,公众参与往往被忽视,不能彰显民主决策的内在价值。构建开放型决策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和满足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的必然选择,它强调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实质性参与。为保障开放型决策中公众的实质性参与,需要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包括明确公众的范围,明晰公众参与的决策事项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明确对政府回应的要求等,以增强行政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宪法性法律,关系着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实施和"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故最高权力机关对基本法进行解释是正当、合法和必要的。为保证国家主权统一、促进特区民主发展、维护特区繁荣稳定并兼顾港澳过渡期后的法律制度衔接,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四次释法实践,本文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以"决定"的形式规范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主动解释,并明确解释的范围和必要的法定程序。
在规制革新的浪潮中行政契约作为传统"命令与控制"手段的替代品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但是行政契约并不仅仅对规制机关与被规制企业产生影响,同时也对第三人也即公众及其环境权益产生影响,因此,行政契约中公众权利的保护乃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必须杜绝"密室契约"现象,在契约的缔结、履行、评估和司法执行中应当遵循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原则。
山西清徐《罗氏家谱》中的罗某某,约生于公元1500年左右,出生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问世以后,他不可能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伪劣假冒罗贯中关系到中国学术界的声誉。三部《罗氏家谱》否定了两个假罗贯中。山西清徐《罗氏家谱》中的罗某某、祁县《罗氏家谱》中的罗本即罗贯中的两个"鱼目",如再企图"混珠"可以休矣!
唐代上流社会与长安是盛唐音乐的繁荣地,盛唐文士与歌辞创作关系空前密切,盛唐歌辞"风骨"、"声律"兼求。从王维的音乐才华、社会活动及诗篇特点等来看,他与盛唐音乐文化极其契合,这使得其诗深受时人欢迎,并广为传唱。可见,音乐文化是盛唐王维接受的基石。
文人词体有其独特的声律规范,这种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人对词体艺术性要求的提高,文人词声律也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最初,词律从模仿近体诗律开始发展,形成了一批音节平仄递用、小句平仄相对的声律固定词调,以规范词人的创作。随后,文人词体又因付诸演唱、配合音乐旋律的要求,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近体诗律。最后,由于一些通晓乐理之文人试图改变文字的从属地位,而采取"率意为长短句"后"协以律"的创作方法,令一些自度曲在声律上重新回归了传统近体诗律。
罗兰·巴尔特"文本观"的发育似有一个可以辨析的年轮:1971年面世的《从作品到文本》堪称其文本理论建构的轴心。在之前的4年与之后的4年里,巴尔特从作者功能、文体生成、阅读与书写机制、文本类型等界面,精心构筑其作品/文本理论,显现出不断深化的探索轨迹。清理这一轨迹,有助于反思巴尔特的文本理论之学术史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威廉斯将悲剧定义为一种关于人类失序状态痛苦经验表现的特殊文本形式。他将近现代以来的悲剧定义为"自由主义悲剧":一种对资本主义"自由秩序"造成的失序状态的体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活力已达到了尽头,有关自由主义的各种悲剧体验也必然趋于枯竭,人们在当前需要一种能够表现新的失序经验的悲剧形式即革命悲剧来取代自由主义悲剧。但威廉斯关于革命悲剧到来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实践可能性的讨论,均存在某些明显的理论疏失。
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经历了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在不断转换的都市空间中,鲁迅的都市化生存以不断介入城市、把握城市、书写城市、批判城市为线索,在都市化过程中,鲁迅完成了自己角色和身份的塑造,创造性地利用现代媒体资源将杂文文体提升到新的高度;同时又以"非典型性"都市化生活姿态显现出其"由边缘而向超越"的独立品格。面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全面退守和精神危机,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回到鲁迅的意义,越来越需要以鲁迅精神来拯救"死亡"的知识分子。
鲁迅在日本时期对"尼采主义"的接受、进化观的形成,以及上海时期"共产主义"信仰的成熟,都与他南京时期的感性生活和理性反思密不可分。南京为鲁迅提供了政治生活、科学思潮、文化模式等多元的生态场域,尤其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时代主题与个人理想的碰撞,信仰建构所涉及到的知识构成、精神诉求、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参照资源。
文学经典是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出于特定的原因建构而成的,而符号是其建构的中介。雅各布森将符号翻译分为语际、语内、符际三类,这对文学如何由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文字的成为影像的等等,提供了重要的阐释途径。本文所谓翻译,即指语际、语内、语符三项,而非仅仅语际一项。《祝福》的经典重构表明:经典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意象性通过符号所蕴含的可阐释性,召唤着对文本的重译、改编和表演,从而使经典由"今生"寻求到本雅明所青睐的"来世"。
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从便利"经济统制"出发对保定商会进行了组织结构上的改造,从而将其殖民控制力下移,向基层社会渗透。日伪政府变更了原有的商业组织结构,使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在事实上建立了纵向的商会组织体系;在调整后的商会系统上绑定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职业分会,以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各业"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在日伪政府与保定商会的关系调整中,虽然日伪政府始终是强势的一方,但商会对于日伪政府的每一项调整仍有自己的诉求,并努力减少日伪政府对商业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商民生活的实态。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城乡关系表现更为密切,大量的市镇在城乡之间扮演着亦城亦乡的角色,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仿佛使城乡差异与区分感显得模糊起来。可是自传统时代以来,人们对于城乡关系的区别意识仍然十分清晰,不少文人对此从不同的层面予以重新析分,以"乡土性"观念出发,对城乡关系在民国时代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分化作了有力的揭示。城镇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乡土性"、乡村生活对于城镇的依赖性、城乡生活中正在加大的分离感等,在民国时代已然十分明显。那种对于农村生活的焦虑以及对于大都市生活多少存在的不满,呈现出彼时复杂的城乡关系及其生活中仍然浓厚的乡土性。
1920年代前期,布尔什维克极力向国民党输出党军体制。这既是针对国民党的党务及军事工作中的各种暗斑而开列的药方;也暗含着借助政治工作,以中共党人为先锋,赤化国民党军队的单方构想。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决定引入党军体制,既是为了自我救赎,也含有以"夷"制"夷"、溶"共"于"国"的一厢情愿。饱经政治风霜的孙中山,自引入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党军体制之始,即已为日后国民党的建军模式由师俄转向师德,预留了伏笔。国民党因师俄而萌生的党军体制,引入之初就孕育着变异与转向的另类种子。
宣统二年(1910年)的户口调查备受外国学者推崇,他们认为此次调查的质量很高。丁尼以此次调查为依据,对清末中国人口作出估计,推得人口总数约为3.3亿人。丁尼所采用的估计方法并不正确,与民政部《调查户口章程》相抵触。
方孔炤是晚明致力于边防史研究的官员。他先后参与镇压民变和农民起义,具有一定的带兵和用兵经验。在崇祯初担任兵部职方员外郎期间,致力于《全边略记》的编纂。该书涉及明代历朝边防的建置与举措、与境内外民族交往的政策和策略、各地农民起义及镇压的过程、沿海各主要省份的海防建设、海禁政策、倭寇的侵扰与抵御等,是一部研究明代军事斗争史和边海防史的重要著作。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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