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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东部发达地区在率先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之后,提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符合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要求。发展经济学中的发展极理论说明基本现代化不能齐步走。我国现实国情也决定了现代化进程必然是"区域推进"的方式。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不仅有物质基础,而且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基础。根据缪尔达尔提出的"地理二元经济理论",发达地区率先发展可以通过扩散效应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有利于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快速、协调发展。东部地区率先应对发展中的难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先试先行,可以为我国实现基本现代化提供成功的经验。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两个加快",是一种战略选择。从"两个加快"的外部条件看,当代中国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消除其消极因素,有必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利用其积极因素,推进"两个加快"。从内部条件看,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已由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进展到工业经济中级阶段,但出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问题、资源能源与生态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问题等等新情况、新问题。从"两个加快"的推进路径看,既有已形成共识的路径,也有未形成共识的路径,这就需要从我国情与发展战略出发,进行深入的探讨。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出了新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要求,标志着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由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向"够格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推进,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的新阶段,反映了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对群体事件的现有研究,偏重于个案研究,缺少对集体行动的一般机制解释。本文从理性人出发,将相关利益群体和基层政府视为理性博弈主体,认为多层政府架构及上级政府的模糊策略是中国集体行动发生的关键因素。通过区分不同情况,分析了集体行动的不同博弈模型。尔后给出了统一的三方博弈模型解释我国目前集体行动的一般机制,并依模型给出了三方的策略分析,并进行了个案经验验证。
城市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发展和空间结构的转化,它一方面可带来人口和劳动力的集聚、产业的集约发展和升级转型;另一方面,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可以极大地提升产业的资源效率,空间结构效率,市场运行效率,和环境承载效率。江苏及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面临着产业升级转型,人口集聚,市场合理化发展和环境控制等多重制约。当前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城镇化发展,它既是城市化的延伸,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阶段。
本文主要讨论我国三次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问题。通过引入CES生产函数,建立了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根据理论模型,本文建立了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计量结果表明资本增强型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均资本增量的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政府干预对三次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积极影响。
在以"话语分析"批判回应当代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理论的同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亦展开了批评,其焦点是马克思的具有本质主义性质的经济-阶级分析的方法论。他们认为,该方法无法有效反击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霸权逻辑,而应该以话语分析取而代之。然而,实际上,马克思的经济-阶级分析是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分析时的重要方法论,针对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话语霸权,经济-阶级分析才是超越其逻辑的有效方法,唯有如此才不会陷入于传统政治哲学的知识学路向之中。
将自身换位于他人地位进行考量是可普遍化道德理论的核心特征。这一特征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被称为"移情"。在可普遍化道德理论中可以推演出两种基本的移情路径:一是换位于自身可能的对反处境之上的移情,二是换位于他人处境之上的移情。经过分析将发现,在前一种移情的基础上可以合理地推论出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而后一种移情方式由于存在着人格同一性问题,因此在其基础上无法合理地推论出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
在传统理解上,形而上学问题结构被归结为"存在学"—"神学"二维结构。但是,形而上学作为为经验寻求第一哲学原理的学问必然关涉到人的道德实践。因此,"应当之问"的道德哲学问题域也必然涵摄于形而上学自身的问题结构之中。在道德哲学视域下,形而上学的问题结构表现为"存在学"—"神学"—"道德哲学"三维结构或"理论—实践"的二维结构。形而上学自身具有的道德哲学的"应当之问"必然给人类道德实践增添了形而上学之维。人类道德实践与形而上学须臾不可分离。
归纳悖论是一个悖论度逐步提高的关于信念合理接受的认识论悖论家族。通过逐一考察其构造过程,发现确证悖论、绿蓝悖论、彩票悖论分别与演绎逻辑的否定、析取和合取密切相关,从而表明认识论问题上的演绎主义是归纳悖论产生的哲学根源。演绎与归纳在认识论上平权,面临与归纳同样的辩护问题。
现代社会过度依赖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由此也带来空前严峻的安全议题。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规范中的技术标准和安全价值,在规范中实质性的嵌入安全价值以规避风险。作为规范的基本价值,安全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和发展性,既要满足特定的个体、群体的安全需要,也要兼顾由个体、群体组成的社会整体的安全需要。安全价值还具有过程性和手段性的特点,与规范的其他价值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定位。安全议题的实现,在于依据价值判断标准,重构规范中的价值关系。
司法改革研究路径的选择应考虑到司法改革的理论需要。司法改革需要一种根基性、从价值到操作并融入中国国情的理论。学者们曾运用问题对策路径、参考借鉴路径、司法权分析路径、法社会学路径、决策分析路径,探讨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问题,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但由于研究路径的内在限制或运用缺陷,这些成果尚不能满足司法改革需要。笔者主张采用以行为主义为主导,融合各种路径的研究方法,为司法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这种进路的研究将显现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应用价值。
刑事司法价值观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刑事司法价值观教育应包括概述、类型及演变三方面内容。首先要明确刑事司法价值观的含义、特征和本质,其次,要划分刑事司法价值观的四种类型,包括惩罚犯罪司法价值观、保障人权司法价值观、实体真实司法价值观和程序正当司法价值观。我国的刑事司法价值观正在经历由片面强调实体真实到程序独立价值的获得、由片面强调惩罚犯罪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演变。
群众利益与公共利益具有重叠与差别的属性和意蕴:公共利益包括自愿性分享和强制性分享多种形态,从而能够满足不同的群众利益要求;群众利益的实现离不开公共利益的包容和支持。公共利益起源于群众利益,群众利益依托于公共利益。努力提高社会自主程度,大力发展社会中间组织,拓展社会公众参与范围,构建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是拓展维护群众利益的社会空间的现实路径选择。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反思和超越,它也内蕴着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而责任政府的本质契合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更为重要的是,责任政府有助于消解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与责任政府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要深入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加强我国责任政府建设。
目前,对于中国模式这一问题的探索,其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外国学者手中。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我们争夺中国模式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或者借口中国发展模式还未定型为由而不敢轻言"中国模式";同样,在"树未大已招风"的条件下,"中国威胁论"、"中国国际责任论"也不可能因为不提"中国模式"而自动趋于消失。国内学者应该增强学术研究的自觉和自信,勇于争夺中国模式的国际话语权,这既是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职责。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青少年异常行为和犯罪行为在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与变化,美国社会科学界在研究青少年问题方面的最新理论发展,以及美国司法系统近年来对青少年问题做出的反应。在简单地介绍了各国青少年问题之后,作者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青少年的影响,就中国社会应该如何应对青少年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看法。
社会工作教师领办社会服务机构带来社会工作教师的跨域实践——教育实践和服务实践,这两种实践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两种实践在社会工作教师那里是整合的,但是两个领域各有自己的运作逻辑——评价体系的不同及非整合给领办机构的教师带来压力,即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教师处于跨域实践困境。面对政府部门鼓励社会工作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一般政策和教师跨域实践的困境,本文从制度角度提出缓解这些压力、促进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教育健康发展的初步见解。
本文使用宁夏迁入地与待迁地移民经济发展与生活改善的调查项目数据,分析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消费的基本状况,并对贫困地区迁移和待迁的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消费倾向和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据此提出了旨在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没有复制或机械照搬某个国家、某种模式,而是在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国城市化道路。与欧美和拉美模式相比,巨大的国土面积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两者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是中国式城市化呈现出了独特景观和内涵,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异常复杂和分外曲折的根源。从中国式城市化的客观环境、主体存在及当代实践三方面出发,"人多地少"、"人多嘴杂"、"不讲规矩"是影响和制约中国城市发展的三大瓶颈性问题。过于复杂和易变的中国式城市化进程,再次印证了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政策、对策和模式,同时也呼唤真正符合中国城市化实际和需要的中国式城市化理论体系。
江苏省在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方面取得进展,着力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13个省辖市全部合并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但还存在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失衡、城乡社会养老保险标准参差不齐、统筹层次不高、各地区财政补贴能力各异、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滞后等难点问题。借鉴各地经验,江苏省将在政策、制度、标准等方面加快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城乡统筹。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入城市,成为一群游走在边缘的陌生人。地理上的迁移既从某种程度上割断了地缘、血缘的联系,又打破了个体以往的社会网络。调查显示当下流动儿童社会融合危机主要集中于三方面:首先,"照看者"在流动儿童的文化认知发展中呈现功能性缺位;其次,流动儿童的同伴交流作为其消解文化障碍的有效途径呈现出了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间断式社会环境中所蕴含的文化落差强化了该群体的"同一性混乱"心理危机。这些危机的存在既提示我们研究的紧迫性,同时也告诫我们要构建有利于流动儿童城市社会融合的传播环境,需要结合个体与环境的多元互动加以综合考量。
苏维埃选举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它通过有无选举权的划分,进行阶级鉴定;通过配合选举的查田运动,来纯洁阶级队伍。强化阶级选举的目的是完成革命的社会动员,在此,组织利益高于一切,个体即便出身贫苦阶级,一旦不遵从组织的要求,就成为阶级异己分子,成为整肃的对象。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个体政治身份的获得意味着基本权益的让渡时,这种选举式动员的工具效用必然是有限的。
在二战后的民主潮流中,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基于时代的要求,主张"中国型的民主"应当两条腿走路,即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必须兼得。因此,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成为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在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自由知识分子固然希望一张票与一碗饭兼得,但他们仍然理性地在二者之间进行价值序列的优先性选择;经济民主内部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关系同样让自由知识分子颇费思量,争论的焦点在于计划社会是否必要。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想象凸显了他们的人民立场、建立现代国家的愿望以及从城市到乡村的目光转向,这些特点为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所作的选择提供了思想史的注脚。
文化宫是政府举行"宣教仪式"的重要物质载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参照苏联模式将文化宫遍设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作为当地的文化娱乐中心,来向当地市民进行动员和宣教。地处首善之区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其功能具有代表性。文章通过探讨文化宫与市民互动交流,各项活动的作用,来勾勒出承载公园与俱乐部双重职能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建国后17年间的运行状态和其中所代表的政治意涵。
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意图倚重身份证的推行,从而达到既能构建现代国家,又能维持地方治安的双重目的。通过国民身份证的实施,国家权力已经扩张到保甲一级,且直接与个人相挂钩。可以说,与过去历届政府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大幅渗透又更进了一步。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身份证在推行中,其效用不断的遭到减损,而中共的各种应对举措则加速了这一过程。
城市空间是由人口、建筑、道路、广场、绿化、组织和公共设施等物质要素组成,其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交通是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变迁的重要因素。清末,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近代中国城市空间格局及分布特点。沪宁铁路是近代中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线路之一,它的出现对江苏城市的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等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深入研究不仅揭示出铁路交通与区域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及规律,也对促进区域城市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满洲入关后,厉行剃发易服,在汉族社会激起强烈反抗;有清一代围绕衣冠发式更是衍生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以现代的观念视之,衣冠发式的更易似乎无关乎江山社稷和王朝兴废,也与人性的尊严和伦理无直接的干系。但是,发生在清代的"关于头发和衣冠的故事"却令人不得不相信: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衣冠发式原有繁复而严峻的意味。观察明遗民对待剃发易服的态度,以及他们为保存故国衣冠发式的种种因应之策,将为我们深刻认识异质文化融合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显例。
"启蒙"如今仍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界、思想界乃至文学艺术界一个显突而又沉重的话题,且充满意见分歧。旅美学者王治河樊美筠的新著《第二次启蒙》认为:西方那种以工业化、现代化为指归的正统启蒙理念已经危机四伏、陷阱重重,甚至已经开始走向反面;从社会实践看,正统的启蒙理念对地球的自然生态、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情感与精神领域以及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人们应当正视现实、接受教训,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启动一次针对此前启蒙理念的启蒙,在前进中建设一个新时代。本文作者在一个更为开阔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视野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得出"后现代如何对待前现代,西方如何看待东方,事关地球人类今后的命运"的看法。
与有形文化遗产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终伴随着诸多争议,尤其是空间保护,其中暗藏着非常敏感的文化政治议题: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权力控制,以及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等。就国内"非遗"空间保护实践而言,由于保护区内居民缺乏文化认同的内在需求,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其文化选择往往受制于功利驱动。对此,一方面应该正确认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理解文化变迁、转型的必然性,以及保护区内居民文化选择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专家的恰当介入,以接受对象的立场、视角、话语融入性地开展教育、培训工作,维护保护区内居民的文化自信,帮助他们保持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调适文化的现代性转型。
以国籍区分国别文学的规则并不适合一些成年后移居国外的华人作家作品的归类和定性,无论是否用中文写作,这些作家在去国之前文化习性和思维方式业已形成,其作品也反映出根深蒂固的中国意识。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立场来看,作者的外籍身份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重要,作品是否反映出中国式的情感意绪、价值观念才是关键所在。这些作家的非母语作品作为主流的中国汉语文学以外的一种特殊样貌,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边界,也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内涵。
"平民"作为社会学概念,历来缺少基于精神层面的平民个体特征的学理研究。本文从平民"权力相对缺失"这一根本特征出发,通过卢梭以降的西方诸多理论,探讨了平民自我以生命感受和生存伦理为核心的双重性、矛盾性和复杂性,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阐发了平民文学的美学特征及实践意义,并进而提出了构建一个启蒙文学、官方文学、平民文学三足鼎立的当代文学史三维坐标系的构想。
周作人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期刊上受到热捧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他在《古今》、《杂志》等期刊上的相关文字显示出与过去迥然有别的精神混杂面向。在"春秋笔"与个人苦衷之间的自私选择造成了周作人"落水"之后的道德隐忧。为排遣这种隐忧,周作人一方面借助《古今》展开政治交游,对汪精卫谄媚示好;另一方面又在《苦茶庵打油诗》中进行忧虑自评。这反映在"破门"事件与片冈铁兵"扫荡反动老作家"事件之后,周作人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事件的爆发证明周作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寻求中日之间、侵略者与被奴役者之间文化认同的失败。因此,《苦茶庵打油诗》是周作人的自我总结陈辞。周作人的文字代表了沦陷区"落水"文人与官员局促难安的精神状态。在背离民族道义之时,尴尬、暧昧、回避、辩解、神圣化等等成为其寻找合法性、自我解脱时的精神表现。
在道德经营的地平线上,慈善责任是当今时代语境中企业面对的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而先行澄明企业慈善责任具有自己的正当性根据与合理性限度,是企业慈善行为达到理想之境的逻辑前提。企业慈善责任的正当性一方面在于慈善反映了"人之为人"的同情心、利他性、价值性;一方面在于作为社会的细胞与主轴的企业"嵌入"社会的存在方式决定了它是具有道德本质的伦理实体。企业慈善责任的合理性在于需要树立科学、适当、审慎的理念来担当慈善责任。明乎此,企业才能真正实现对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企业的永续发展以及个人的进步提升的重要实践价值和推动意义。
企业家道德关怀是企业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各利益相关者出于伦理善意的关心和爱护,是企业家伦理精神、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企业经营的市场逻辑、企业家特有人格以及社会发展需要促使着企业家道德关怀的生成。企业家道德关怀受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利益相关者的反应程度、所在企业的企业文化、宏观社会道德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有利于企业家个人、企业以及社会的发展,需要从多方面加以精心养护。
和传统社会的消费活动相比,现代高技术社会的消费在消费环境、消费主体、消费客体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高技术社会消费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呈现出了独特的趋势,即它不仅加剧了传统消费活动所带来的物质性危害,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而且更多地带来了一些深层次的伦理问题,诸如消费的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公平问题、以及技术化产品的过度依赖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相疏离的问题。对高技术社会消费活动及其所造成负面影响的全面伦理审思是我们对其追根溯源以及积极应对的前提。
如何设计有效的公务员激励制度以提升公务员能力素质和工作效率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政府公务员制度深化改革的关键,美国政府人力资本评估框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道德绑架具有道德性、公开性、胁迫性、软约束性等特征。道德绑架不同于道德劝说的地方在于它的强制性;不同于道德强制的地方在于它强制的软约束性;不同于道德欺骗的地方在于它的意图是善的。道德绑架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我们应当有足够的重视。
知识问题一直是教育的核心问题。尤其在知识内容与形式发生变革的时期,教育改革正是对于这种变化作出的反应。因此,探寻中国传统知识的特点与变化对于教育改革的意义不言而喻。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目前知识体系的整体坐标与位置,这就需要引入西方的知识论和对于知识的划分理论。其次,我们需要反问这样的知识论和知识划分适用于我们吗?这就需要我们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对此进行补阙与修正,并得出中国传统知识的特点与嬗变特征。最后,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教育改革会给出一些新的视角和有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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