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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策略,也是中国参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的基本方案,已经得到联合国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也应该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仍受到一些国家的质疑,甚至不少人对于如何有效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真正落地、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遵循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有必要从价值观层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行深化研究。生态集体主义切合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需求;生态集体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具有哲学、文化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理依据;化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需要发挥生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作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社会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达到"人的高度",把德国工人还原为人,继而在1848年将其进一步表述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过程不仅把人的解放与人的高度联系起来,还实现了从国内到国际的普遍化发展。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从短缺时代、过剩时代到新时代的过程,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从共富、共享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话语体系,把人的高度原则相应地由国内推向国际。人的高度原则在中国的贯彻与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继承并实现了中国化表达,而且为国际范围内的共建共享共赢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路向,突显了这种中国化表达与实践的世界意义。
本文通过词汇联想、词汇分类研究后发现,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结构可分为三个维度:个人物质维度、家庭和人际关系维度、国家与社会环境维度。通过美好生活需要测量工具的编制和社会心态调查发现,美好生活需要与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均有较高相关。心理健康、生活压力、社会公平感、政府工作满意度等社会心态指标都是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不同类型的生育动机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居民的生育动机涵括注重个人情感价值追求的个体主义生育动机与强调家庭发展和延续的家庭主义生育动机两个基本类型。二者共同作用于中国家庭的生育行为但作用方向相反。具体而言,个体主义的生育动机会促使个体拥有更低的生育意愿并更晚结婚,从而降低生育子女的数量。与之相反,家庭主义的生育动机会刺激个体拥有更高生育意愿且更早结婚,从而生育更多子女。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动机构成了现代中国生育实践解释的双重路径。本研究为理解当前的低生育水平以及政策调整后的"二孩"生育现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生育政策及其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具有启示价值。
基于马克思经典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被重提并得到充分研究的劳动过程理论,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简要回顾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轨迹,重点探讨了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理论的多元化研究路径,对传统核心概念"技术"和"控制"赋予新的含义,试图为中国劳动社会问题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日美贸易摩擦已经持续了将近50年,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和结构性障碍倡议是整个经济政策协调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三个节点,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这三个协议的签署是一种管理冲突的合作行为,以避免贸易战带来的不利冲击。但是管理冲突只是缓和冲突而不会从根本上消除冲突,所以还会展开更深层次的博弈。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协调的重点也在不断深化,从汇率调整到财政扩张再到结构性改革。与此同时,政策协调的成本越来越明显,成本分担的零和博弈也就不可避免。因此,成功的政策协调不仅需要双方的妥协,更需要政策理念的转变。作为弱势一方,日本做出了更多的妥协,分担了更多的成本,其中的诸多经验和教训也是最值得反思和评估的。
以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性别角度探究了高管薪酬差距的存在及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男性高管获得了较高的薪酬,且此种超额薪酬现象会损害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此结论为男女平等政策的推进和发展提供了经济管理视角的理论支撑,旨在倡导企业消除对女性高管的性别歧视,进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促进企业未来发展。
近年来,中央和部分试点地区逐步开始启动农村宅基地入市改革。基于微观土地交易数据和准自然实验研究得到的重要发现是:1.与农村宅基地入市改革仅会导致城市国有土地价格下降的理论预期不同,改革不仅会对土地出让价格带来负向的直接处理效应,也会因为相邻地块的开发和集聚对价格产生正向的间接影响效应。具体的影响效果取决于直接处理效应和间接处理效应的相对大小。2.从整体上看,目前改革对于政策落地地块出让价格的负向直接效应大于正向的间接效应。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农地入市改革确实可以实现降低城市土地价格的目标。上述结论,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推动文化市场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是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现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对长三角文化市场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基础与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欧盟相关经验,提出长三角文化市场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实施路径:(1)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2)推动文化资源协同开发,打造特色文化品牌。(3)加快价值链整合,以联合升级实现产业一体化。(4)鼓励第三方平台企业发展,推动政府、协会和企业联动发展。(5)实施制度与政策驱动,加快建设文化市场环境一体化。(6)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强化人才激励机制。
精准扶贫脱贫本质上是一场供给侧与需求侧深度匹配的创新性治理过程。从不同主体出发评估扶贫措施成效,会得出差异性甚至对立性结论。科学的评估需要将供给主体实施的所有措施进行整体性考量,而不能仅仅针对某些措施或某一项措施,以避免遮蔽这些措施带来的溢出效应,并从需求主体出发设定更为多元化的指标。这些指标既要体现贫困的本质属性,也应体现需求主体真实获得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借助评估机制将所有措施与核心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提升扶贫措施成效评估系统性、科学性的同时,为相关措施后续适时调适提出具体改进意见。
典型的现代社会结构包括三大组成部门,其中,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与非营利部门之间存在一种制度分工,以维护社会的多元价值。在过去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传统部门分工受到了破坏,使公共部门日益受到私人部门价值的入侵,非营利部门则同时受到了公共部门价值与私人部门价值的入侵。从维护社会的多元价值与促进对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两大目标出发,我们需要在三个部门间建立起价值分工与知识合作的关系,让每个部门中的行动者都能找到更适合于自身价值选择的行动方式,让整个社会成为包容多元价值选择的生活空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后,需要制定专门的监察法规,其中监察信息公开的范围是核心内容之一。监督信息公开应遵循"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结合监察法的特殊性,还应坚持依法公开、诚实信用、比例平衡原则。参照党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司法公开的范围,依据我国监察机关的职权内容,可采取肯定列举加详列豁免范围的模式对监察信息公开范围进行立法。
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的关系如何?行政协议与一般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有何异同?这是学术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必须回答的问题。合法性审查是合约性审查的前提和基础,合约性审查是合法性审查的延伸和补充,合约性审查也可以看成是合法性审查的特殊表现形式。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联系紧密,不可分割,又相互区别。两者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有主次之分,这种主次地位在特定条件下又是可以转化的。在涉及"行政性"的问题上,主要适用行政法规范进行审查;在体现"协议性"的问题上,司法审查可以有条件地优先适用约定和民事法律规范。两种审查有时还存在相互包含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的特殊性不仅给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和审查模式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也对传统的司法审查技术和理念构成了挑战。
究极而言,泰州学派思想最主要的宗旨,莫过于其从"心本"走向"身本",以一种身的挺立,标志着中国哲学从"理学"向"后理学"思潮的根本性、战略性转移。正是基于以身为本思想,泰州学派才有对个体存在的发现、对利益原则的肯定、对解构思潮的开创、对情本主义的彰显、对超越理论的发明、对儒侠精神的弘扬。因此,以身为本思想,不仅使泰州学派代表了对唯心主义、唯识主义的理学的物极必反的反动,而且使泰州学派开面目一新的中国现代思潮的真正先声。以至于可以说,若没有这种以身为本思想,也就没有内源性的中国的现代思潮。中国现代几乎各种思潮都可以在这种以身为本思想中找到其本土的来源,找到其连接古今的思想之桥。
社会承认作为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方式,以实现社会正义为鹄的。社会承认是社会治理正义的基本要求,因为对社会承认的漠视折射出社会治理正义的缺位,以对人格、尊严、权利、价值的承认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承认构成了社会治理正义的实质性架构,社会承认的价值诉求契合社会治理的正义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实现社会承认,一是要弥合社会阶层的断裂,在社会治理中消除社会承认的制度困境;二是要约束权力以保障权利实现,在社会治理中去除社会承认的结构障碍;三是要对伪善进行抨击,在社会治理中化解社会承认的利益难题;四是要促进利益认同,在社会治理中纾解漠视社会承认的氛围。
古典自由主义诞生于英国并引领了近代欧洲的社会思潮和政党实践,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代言人的黑格尔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从批判的立场来看,黑格尔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并非源自保守主义的妥协退让,而是体现了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向往;从批判的性质来看,黑格尔的批判是企图改造古典自由主义使之嫁接于德国现实土壤的理论尝试,本质是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升级",而非简单否定和排斥;从批判的影响来看,黑格尔的批判并不构成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反而预示着现代国家观的发展方向。
在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实践中,基层协商民主在村镇两级的实践模式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广泛关注,它逐渐成为化解基层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之一。新乡贤作为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其在乡村公共事务处理、基层建言献策、助力乡村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从当下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地方实践经验来看,通过探索将新乡贤群体纳入基层协商委员序列之中、在乡村政治层面给予其身份确认,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解新乡贤群体的身份不融入和体制认同困境,为新乡贤深度参与基层乡村治理提供合法化路径。
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起,发轫于动荡年代的中国电影就走上了探寻民族化、个性化发展的道路,在第一代第二代导演们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中,终于诞生了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电影中具有乡贤特点的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梳理乡贤形象在中国早中期电影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并通过影像透视彼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乡贤形象的变迁以及中国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折和复杂进程。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将写实的手法与抒情的笔调结合起来,详细说,就是将一种乡土性的抒情诗气氛揉进一幅凸出的人生活动画图及万汇百物在其习惯下所发生的一切之写实中去的代表,是沈从文。沈从文以生命自足性的哲学观点为基础,固守的是一种从"乡下人"的立场出发的、崇尚自然的艺术本位论。他认为自然是至上的,艺术的任务是认识和表现与自然相谐合的人生。同倾心于现世光色的心理取向相一致,沈从文小说总的来说具有一种风俗人物画的特征。沈从文有一类小说,是就生活样式不处于变动中的平凡人的生涯加以勾勒的,这一类小说体现为一种静态的风俗人物画;沈从文也写到乡村社会在历史中的变动,这一类小说,往往具有动态的风俗人物画的特征。前一类小说由于过于从城乡差别上看问题而易于美化乡村社会,以及因停留在现世光色的表面而缺乏一种洞察社会的深度的缺点,在后一类小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在后一类具体阶段的历史内容较多的小说中,沈从文注目的并非是时代的特征,他关心的是平凡人物在生活之"常"与"变"两相乘除中的哀乐。如果说茅盾生活在"时代"里,则沈从文便生活在"感叹"中,城乡的对照、新旧的嬗变,都引起他无限的感怀。沈从文文学观的核心不是时代性,甚至也不是社会性,而是人生、生命,或者用沈从文的话说,是生命形式。沈从文在自然与人生的谐合中,注入一股诗情的小说,是最为体现了他人生理想及艺术追求的作品。以上这些,构成了沈从文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性。由于其风俗人物画的特征,其小说描写出了当时中国一隅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有鲁迅所说"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的价值。
研究系梁启超等人欧游回国之后,为了输入西方的学术思想与知识系统,并将新文化运动引向深入发展,创设了共学社作为译介组织机构;与此同时,在梁启超、张元济等人的运作下,处于营业危机、高层斗争漩涡中的商务印书馆积极与研究系共学社和北京大学胡适等人达成共识,通过编译丛书的方式系统地、全面地积极引介西方思潮和知识体系,力图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在"报纸杂志时代"形成的肤浅、碎屑的译介弊端,最终形成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以北京大学和研究系主导的丛书译介事业为核心的一种崭新的知识生产体系。它在开创新旧知识分子与现代出版业新型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前期的"报纸杂志时代"推进到了后期的"丛书时代"。而"丛书时代"的到来,则真正标志着现代中国与世界思潮和知识系统接轨了。
艺术史研究与艺术哲学研究基于各自研究目的对"风格"概念的建构,至今仍侧重对个体创造力的渲染,相对缺乏对艺术社会维度的考察。从历史-社会的视角看,艺术风格系统表现为历时-共时、群体-个体的层级嵌套格式,任一风格的独创性及稳定性都需要在不同的层级中得到把握和解释。相应地,风格的形成、传播及价值认识也需要超越"天才"式的叙事路径并向社会维度敞开。通过逐一检视时代风格、地域风格、群体风格、个体风格等不同风格层级中社会性要素的参与,可以得知并深入探析艺术风格研究面向社会维度敞开的理论路径。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的校园趣剧,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义务戏、赈灾戏、纪念活动演剧等非商业性趣剧演出。最早的校园趣剧演出肇始于1900年12月24日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文新剧《笨贼一对》。以汪优游、徐半梅为代表的新剧家将趣剧作为新潮演剧的重要类型,创作并演出大批优秀趣剧,代表性作品有汪优游的《新跳加官》和徐半梅的《谁先死》《遗嘱》等。在以汪优游的《新跳加官》等为代表的政治滑稽讽刺剧大行其道、赢得社会认可的同时,另一支以"趣味"见长的校园趣剧却受到官方压制。最终,在20世纪20、30年代,趣剧在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中渐成燎原之势,最终以其现实性、讽刺性、趣味性赢得了学生乃至社会上层人士的认可与喜爱。
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是一项高度凸显"群众观点"实践逻辑的制度安排。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便产生了信访工作的雏形。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纳入制度化建设的信访工作却在地方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最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作为执行者和被监督者双重身份内在矛盾的显性化,导致信访干部监督难以到位甚至缺位,信访工作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频出使得该项工作自制度建设伊始就亟须现代转型。本文以上海信访工作为例,揭示了信访工作从以服务于革命动员为基本导向的制度安排,转型为政治沟通、权利救济和干部监督三大功能并重的监察制度的过程。
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中,"统治"向"治理"的转型不仅包含着权力层面的观念变化,还表现为空间与区划上的思路及制度变迁。外部拥有线性边界,内部得到数理测绘的领土既是主权的"统治"对象,也是国家事务的"治理"范畴。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在空间安排上试图摆脱中世纪的异质、杂糅与交错状态,朝着一种数据、统计、图绘基础之上的开放、流通与普遍匀质的空间来发展。在此过程中,旧制度的领土国家奠定了"空间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央地关系模式。大革命的空间改造一度致力于与传统政治的决裂,打破旧制度的区划结构,但在划分领土与央地整合的实践中又延续了中央集权的治理理念,进而促成了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巩固。这既构成了后续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又催生了基于领土的政治认同与爱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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