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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当今时代国际社会的共同需要,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新的价值观、时代观和文明观,力图汇聚共同发展的文化合力,倡导崇尚平等与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也是为新时代人类创造美好生活提供的中国方案。
政府信息发布对公众心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危机沟通理论为基础,基于来自全国32个省域252个地市共1717份调查问卷,从政府信息质量的公众感知、公众媒体信息选择偏好、公众恐慌心理及抗疫信心三个维度,对当前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信息发布对公众心理影响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媒体是公众第一信息来源和最信任的媒体,具有"公有"组织特征的发布主体和媒体是公众最信任的,手机是公众获取信息的第一工具;(2)政府信息的发布质量、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资源感知质量、公众个体对疫情关注程度及关注核心,都显著影响公众恐慌和抗疫信心;(3)公众所关注的意见领袖对公众恐慌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围绕政府信息发布战略、策略的制定,意见领袖的选择与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与政府功能嫁接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全国各地任免了不少干部。它首次将"作不作为"视为干部任免的关键,于是,勇于担当、求真务实、大公无私的干部被提拔重用,失职渎职、欺上瞒下、徇私舞弊干部被免职处理。这有助于深化反腐,检验国家治理能力,提纯干部队伍,提升政府公信力。公共危机时的干部任免提醒我们,在坚持"德才兼备"和"德"字为先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培养人才和任免干部,如新冠肺炎疫情下将"作不作为"视为干部任免的重要条件。常规化、制度化的任免和特殊时期的特殊任免都有助于建立健全科学、规范、高效的干部任免制度机制,以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
在网络自媒体时代,舆情风险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常见常新的重大问题,关乎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在抗疫过程中,防范和化解相关舆情风险、建构风清气正的宣传舆论空间,是关乎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项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务。应对重大突发疫情防控的舆情风险,需要从实际出发,把握舆情风险治理的辩证法,"五管"齐下:把握舆情风险发展的规律,明确舆情风险工作的重难点,构建舆情风险预判机制,发挥大众主体治理舆情风险的作用,做好对外宣传和国际合作以防范舆情政治化。
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检视了国家生态治理效能,引发人们对自然界的存在样态及人类生存根基的反思,触及国家生态治理的核心问题。尊重和关怀生命、不伤害动植物、负责任等道德诉求在危机解决过程中的价值愈发凸显。应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树立敬畏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伦理观,建立人对自然界的无限责任。为战胜疫情,要坚持共同体原则、利他主义原则、节制克己原则、终极关怀原则,要倡导新型生态伦理,尊重人性,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次生态危机的预警,突显了生态伦理的意义。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认识瘟疫,应认识到微生物与人类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也应认识到瘟疫的发生是由于人类跨越了某一边界而导致了人与未知病毒的"越轨遭遇",还应认识到瘟疫也可能间接促成人类生态心灵的转化。在生态伦理的实践层面,应改变饮食陋习,提高生物安全意识,转变发展模式,划清人本主义"都市温室"和生态稳态系统的界限,并在与病毒的遭遇和斗争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生态伦理的新旨归。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成为人类接受、反思和践行生态伦理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转折点。
在道德适应的现实发展进程中,共同体由于伦理的缺场而出现断裂,呈现集体记忆的断裂、传统权威的衰落、道德规则的碎片化,而新型伦理共同体的生成是一个"个体在场""群体在场""社会在场"的历史进程;道德适应作为新型伦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主要依循"从自我到他者"的个体图景、"从他们到我们"的群体图景、"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社会图景三个维度。自我、他者、社会通过一种立体化道德适应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立体化道德适应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在理论意义上可以降低盲目行动所导致的不利因素,并针对性地弥补伦理共同体的历时性断裂,但是新型伦理共同体的生成与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本文先从厘清与老年照护相关的理论和概念入手,建构以健康老龄化与长期照护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框架。之后讨论农村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农村老年人的照护需要。本文通过对江苏和浙江的实地考察,结合深入访谈和经验总结,最终提出以专业照护机构为支撑、以改造县和乡镇已有的敬老院为骨架,以农村照护员和照护小院为基础构建"县域老年照护体系"的政策建议。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推拉理论,对1998年中国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劳动力流入不同房价城市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展开了探讨。研究发现,在1998—2017年间,随着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高房价城市劳动力流入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中房价城市劳动力流入呈现先升后抑的"倒U字型"的趋势;低房价城市劳动力流入则呈现"U字型"的趋势。不同房价城市劳动力流动的差异,一方面源于房价上涨累积效应的分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不同房价城市的发展机会与发展质量的差距。研究同时表明,2003年之后,劳动力流入不同房价城市的群体性差异开始进一步显现,精英职业群体流入高房价城市的优势比扩大,人力资本则持续作用于劳动力流入中高房价城市,而社会资本影响有限。研究结论对于调控房价、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与发展环境,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电商产业的繁荣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学界也大多在探讨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为此,本文将延续劳工研究的批判传统,通过考察电商平台企业和卖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揭示我国电子商务领域已被数字资本的运作逻辑所控制,资本凭借高度集中的客户与数据资源形成了垄断,中小卖家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受资本剥削的劳动力。但由于卖家仍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能够通过商品贸易给自身创造价值,他们成为亦商亦工的"创业劳工"。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屈从于平台,一旦弊大于利则会抗拒甚至退出。这种实用主义的屈从表明卖家在劳动控制中形成的"同意"是利益取向的,而非文化上的认同。而抗拒和退出机制的存在一方面表明数字资本虽然主导了电商行业,但还未达到全面控制卖家生活的程度,同时也显示了卖家作为"创业劳工"所具有的自主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可以与部分学者就数字资本主义业已构成新的"奴隶制"的提法进行商榷。
在告别大范围产品短缺之后,资产短缺随之成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典型事实。资产短缺引致资产泡沫此起彼伏、影子银行泛滥、金融过热以及资金"脱实向虚"等现象,与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紧密关联。需要从金融供给侧加大资产供应来平抑资产短缺所带来的"虚火旺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资产供应要以现实资本创造的未来收入流为依据,这意味着增加金融资产供应就要把经济运行方式从GDP导向转为国民财富导向,以提升现实资本的质量。国民财富导向要求金融的功能定位做相应调整,金融业发展的重点应是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供应优质资产,增强财富管理职能。国民财富导向与高质量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统领国民财富导向,是厚植金融资产供应之根基、进而缓解资产短缺的根本保障。
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基于CGSS2010—2015年数据,考察了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1)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宏观经济因素显著影响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中女性、党员、有配偶、教育水平高、身体健康、收入高、房产多、社会地位提升以及对环境满意度高的农村居民会更加幸福;(2)党员身份及家庭房产数量对于农村女性幸福感的获得和提升尤为重要,而农村男性更在乎绝对收入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稳定的婚姻生活;(3)东部农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中西部农民,该差异的53.1%可以由个体特征差异来解释,46.9%由系数特征差异解释。其中,自评健康状况、绝对收入以及年龄是导致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
量化投资大致可分为五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赖于大数据情报分析。大数据情报分析可以帮助投资主体发现和挖掘盈利机会,进行投资决策,执行交易操作,预测预警交易风险,助力管控风险。金融大数据情报分析是情报学中相关性原理的延伸。借助基于可信大数据和可信人工智能的新型情报分析,人类有望在获得金融经济发展繁荣、防控金融风险、预警金融危机和维护金融安全等方面做得更好。在量化投资领域,大数据情报分析能充分发挥作用和体现其价值,对金融大数据情报分析的研究亟待加强。
中国法律史研究近些年来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由于法律史研究主体性定位不明确及其所引发研究方法的不统一,并未获得法学学科内部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视和承认。法律史研究最为重要的意义应当是,建立起历史与当下之间的联系,从法律史的维度为当下实证法或法教义提供具体支撑和反思。对于这一前提性的认识,19世纪萨维尼及其他历史法学派人物已经通过构建德国"法律科学"给出了证明。与史学的法律史研究不同的是,法学的法律史研究是以中国当下实在法为起点的,它不仅需要依据扎实史料对固有法处理典型社会生活进行"历史性的研究",同时还需要在"历史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体系性研究",对通过处理后的法律史素材进行体系性的"建构"。法学的法律史研究是具有功用性和阶段性的,其功用性和阶段性工作完成后,最终会走向史学的法律史。
通常认为中国法学界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受日本学者牧野英一的影响,"法律文化"一词便已经开始出现在中文文献当中。在50年代后期中国法学界围绕"法的继承性问题"而生发的学术争鸣中,也可见到"法律文化"一词的身影。从1979年开始,几乎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法律文化"一词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法学界,并基本延续了50年代后期那种将"法律文化"一词锁定在"法的继承性问题"之话语结构中加以使用的惯性。而到了80年代中叶,随着国外的一些比较法学研究作品(尤其是关于"法系"的研究)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人们在使用"法律文化"一词时所依赖的话语结构和智识资源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开辟出另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空间。这种断裂、延续和分化,既昭示着中国法学界不同时期的法学话语结构与"知识/权力"结构,也隐藏着导致"法律文化"无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性概念而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的弊病。
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逐步将最初分产到户的临时性土地承包方案固定下来并长期保持不变,确实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鼓励长期投资,但因为未能解决超生的家庭与没有超生的家庭之间、人少地多的家庭与人多地少的家庭之间、进城的农民和留在农村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等问题,因而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按照我国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衷,集体土地上权益的分配应遵循保障"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对多元利益冲突进行合理权衡的原则、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的原则以及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分配与政府适当干预相结合的原则。为平衡上述利益冲突,未来修改相关法律时应明确规定,进城农民可继续保有作为生活资料的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作为生产资料的口粮田、责任田、责任地的使用权应分配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作为生产资料的其它承包地的使用权,则应由双方协商确定归属。同时,国家立法或者行政政策应明确家族可继续对解放前的家族祖坟山享有使用权,原来没有分配到承包地的超生子女所在家庭在新一轮土地承包时可适当增加承包地。
文学翻译研究自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出了新的发展特征和发展方向。本文从文学翻译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既从20世纪至21世纪语言学、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出发来考察文学翻译研究的认知、过程和方法三大转向,也切实探讨文学翻译研究理论及其方法对文学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翻译研究,本文尝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描绘出一幅21世纪文学翻译研究运行及发展的地图。
"流散文学"是具有切身流散生存经历和体验的流散作家创作的表现个体流散或群体流散生活,艺术地反映流散文化现象及其生成变化事实的各类文学作品。作家流散生存经历和作品"流散性"主题是界定"流散文学"的两个核心要素。这一界定意图解决长期以来"流散文学"内涵与外延模糊不清的问题,既避免当前学界将"流散文学"泛化为"移民文学"的倾向,也弥补界定过于窄小的缺憾,为进一步研究世界流散文学奠定基础。犹太流散文学是世界流散文学的总源头和典范,其表现的"流散性"主题既彰显了犹太流散文学鲜明的民族特性,又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世界各族流散文学的共性。明确这些问题,有助于对各民族"流散文学"和"全球流散文学史"进行系统研究。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最初源于18世纪末的德国,它的发生、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于清末民初时期传入中国。苏曼殊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发生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文学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表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自叙传特征,一个是抒情主体的自我确立,第三个则是其文本中所蕴含的革命色彩。这也体现了其时中国近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特殊性。多声部的"浪漫主义"不仅存在国别史的差异,更呈现出类型学的演变趋势,同时,与西方"浪漫主义"比较,其中还存在时间上的错位。这是我们研究苏曼殊的"浪漫主义"乃至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都不应忽视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版本变迁是一个很普遍的文学现象,但这种现象几乎没有引起多少研究者的注意。本文以文学史中的路遥叙述作为切入点对当代文学史的版本流变进行考察,归纳出文学史修订过程中出现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版本变迁现象——篇幅消长、措辞变更、命名变化,并从路遥作品自身的品质和影响力,文学史家的知识结构和文学史观,政治、文化语境等方面对其原因进行探析,力图为文学史"重写"总结出一点经验和教训。
苏南传统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明清时期苏南吴文化圈的重要城市——常州,基于中吴要辅的开放通达、学风文品的经世致用、城市空间的生态布局,逐渐形成了苏南传统音乐史中的常州样态,具体表现在丝竹吹打、吴语吟诵、戏曲说唱等传统音乐类型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转化上。在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下,对常州传统音乐进行研究,无疑对苏南传统音乐史乃至中国传统音乐史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1935年创设于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简称"西电")是西北地区首家电影公司,对于开拓中国电影制片格局意义重大。作为国民政府三大官营制片机构之一,"西电"提供了"地方官营"制片机构的实践经验。"西电"人才招募困难且流失严重,先后经历了三次人员的全面组合。从公共交往与文化迁移的角度对"西电"各阶段影人群体的聚合与流散予以详探,不失为还原"西电"史实,探寻1930年代中国电影人从"中心"走向"边陲"历史因由的一种新的视角。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重要特色是妇女解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女性在运动中的主体性相对不足。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起点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妇女解放具有社会革命属性。从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妇女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妇女解放表现出"自上而下"的特性。五四前后,青年知识分子激烈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妇女运动是青年运动的支脉。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妇女运动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领导下从知识精英群体扩散至工人阶级劳动群众。随着中共革命活动转向农村,妇女运动也走向了动员农民妇女发挥农业生产潜能的道路。中共通过组织集体劳动、生产合作等方式推动妇女承担家庭以外的社会经济职能,进一步瓦解了封建主义经济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妇女运动主要是通过增强劳动妇女革命权能和生产权能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中国与西方之间在纺织和农业技术上的互补,是丝绸之路形成并延绵数千年的主要原因。从根本上说,这种互补关系是由欧亚大陆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引起的。中国文明核心区位于东亚季风区,雨热同期,是桑蚕、黍、粟和水稻的起源地,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丝纺和农业体系;旧大陆其他文明起源中心气候干旱或雨热不同期,是小麦、大麦、绵羊、山羊、马等农作物和家畜的故乡,以亚麻、羊毛和棉花为主要纺织纤维。地域分异和由此引起的中西方纺织体系与农业体系的差异,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补提供了地理基础。然而,以丝绸为媒介的跨文化交流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彩陶之路、青铜之路再到丝绸之路的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中,距今5500年和4800年、4000年、2800年左右的气候事件,分别推动了彩陶之路、青铜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斯基泰人的西迁和由此引发的欧亚草原的民族迁徙浪潮,最终使丝绸之路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贯通。
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基本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要求,应对全球文化治理体系变革,江苏在把文化强省建设推向新高度时,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系统的政策支持来拓展文化发展的新空间,营造文化创新的社会生态,打造鲜明的文化标识,构建全要素支撑的文化产业价值链,将发展的综合优势转变为文化强省建设的实际成效。要正视文化创造创新的新挑战,加快转变区域文化治理方式,优化文化治理结构,掌控好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治理主导权,全面提升现代文化治理能力,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提供实践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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