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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新冠肺炎大规模侵袭所引发的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中国之治的一次全方位大考,在更深层次上呼唤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应以高度的理性自觉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出场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根据,全面揭示我国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基本方向与必然趋势,全面把握顶层设计,自觉补短、补软、补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超越"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主义辩护逻辑,也不囿于具体科学的阐释,更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哲学逻辑来剪裁中国现实,而要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将之提升到"差异的正义"的原则高度,将伟大的中国之治成果升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表达,全面创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
新冠疫情将会动摇过去几十年中建立起来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基础。未来各国只有不再继续沿用降低交易成本这样一个纯经济概念来支持疫情后的产品内分工,社会成本才可能是产业配置的最终决定标准。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将会在未来发生猛烈的规模缩减、范围缩小、地理变更和形式变化,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中国产业链完全撇开或替代。疫情后中国还要坚决维护以嵌入GVC形式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原来的嵌入战略需要调整。中国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可能要由过去的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战略转向利用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基于中国企业对GVC与地方性产业集群双重嵌入的现实,未来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地推进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建设步伐,以应对未来全球化方向演变的趋势。
此次疫情防控凸显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意义与重大功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本文剖析了疫情防控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从治理载体、行动体系、组织结构三个方面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征。通过对疫情防控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总结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模式,以及科技支撑对治理创新的重大意义。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强调主体能动性与强调社会历史结构客观性之争。从有效地改变世界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本目标看,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基于价值理想的社会批判与基于科学考察的社会建构的双重功能,从而认识到马克思兼具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双重身份,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为全面的合理阐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家身份的再认识,以及对马克思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再认识,对于当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具有一种重大的战略性的典范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从中国的国情条件出发,努力探索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人以宝贵的历史主动性,深刻认识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坚定不移实行法治,深入推进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与法治变革进程,着力推动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历史性地生成了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显示出旺盛的活力与强大的生命力,充分彰显了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智慧。
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转折和阶段性新特征,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持续深刻变化,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8—2019年的数据,选择就业和工作方式、劳动生产率、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等几个学界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分析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对这些方面的深刻影响,以期更清晰地理解我国社会未来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高度不确定性是网络信息社会的本质特征,它植根于网络的快速传递和信息的不断更新。然而,网络信息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既给社会带来了空前活力,同时也滋生了激烈挑战传统社会秩序的风险,并且也严重冲击了以熟悉关系和制度规则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信任。如何清醒认识网络信息社会高度不确定性的生成根据和持续状态,化解新形势下社会信任分化的矛盾,建立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信任,促进社会秩序的更新与维持,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
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以何种策略治理乡村关系到乡村秩序稳定和民生改善。本研究认为,中国乡村治理未曾出现行政化,且治理已渐趋服务民生,即村民自治实行后,政府在"放权"的同时汲取农户经济资源,让处于私域空间的农户承担了一些民生事务,包括公域和共域中的一些公共事务;进入新世纪,尤其在新农村建设启动后,政府加大民生服务下乡力度,并将共域和私域中大量民生事务承接下来。与此同时,基层政府还采用支付"工资"、加强考核等措施引导村干部参与民生服务,使一些村级治理出现疑似行政化特征。但可以肯定的是,"行政化"表象背后是"吸纳"逻辑,政府采用行政吸纳而非行政化策略治理乡村。行政吸纳是政府服务民生的治权变革,尽管它在村级治理实践中存在行政控制村级社会、治理资源过密化等问题,但这是行政化不当造成的,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规范行政吸纳予以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在党和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被提上议程。学界对社区治理的研究,聚焦于复合治理、治理创新、三社联动、治理转型四大主题,体现为四个特点:第一,社区治理话语全面取代社区建设话语;第二,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转向"结构-过程"视角;第三,从"社区行政化"的问题分析更多转向"多主体互动"的机制研究;第四,更加关注社区治理转型的条件分析。社区治理体系化,是社区治理的全面、系统的改革,包括理念价值、主体结构、微观行动等各领域的联动和集成,涉及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度安排。但是,社区治理体系的研究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体系相关的研究零散、不聚焦,本位主义突出。应当破除"本位主义",重视系统改革的实践研究;找准"时空坐标",推进供需平衡的研究;聚焦"职责体系",做好权责统一的研究。
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有关运河的称呼有"运河""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乃至"古运河"等。这些名称代表了立法者对运河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判断。从立法体系演变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区分为"运河立法体系"和"大运河立法体系"两个阶段。尽管大运河立法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仍然面临着立法对象不够清晰、立法目的把握不准、立法范围交叉重叠以及立法体系尚未成型等正当化难题。借鉴域外运河立法经验,大运河立法体系构建不能局限于世界文化遗产所确定的保护范围,而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一是以大运河为立法对象,拓展大运河立法区域空间,开展大运河综合性立法;二是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立法目标,树立长尺度、跨区域保护发展立法理念;三是以大运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立法形式,形成大运河立法结构体系;四是以大运河保护、促进和管理为立法维度,使大运河规划和大运河立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佛教在管理僧团过程中形成以忏悔、刑罚为主的教育处罚观,又在信仰层面形成地狱处罚观。基于佛教基本原理,其对世俗刑罚观采取严格审视的态度,形成刑罚设置的否定主义、刑罚目的的预防主义、刑罚功能的怀疑主义等特征。佛教刑罚观轻缓化的倾向,也曾一度通过高僧的政治影响、统治者的认同等途径直接影响到世俗刑罚的发展,死刑的转型乃至唐代废除死刑的实践,以及赎刑的转型、髡刑的消失、行刑制度的变化等莫不受其影响。同时,佛教的地狱处罚观也有推动世俗刑罚严酷性的一面。
同案异判现象的存在,削弱了司法权威,降低了司法公信力,也影响了各种案例的实际可参考性。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操作层面的,也有制度系统层面的。消减同案异判症结,有诸多路径可供选择,其中重新认识和确立法官的功能定位,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法官在裁判时,直面案件争议焦点,不做单一理由裁判;确立说理性回应裁判思维,在裁判文书中增加说理性回应;在统一区域裁判尺度的同时,建立由下而上的问题传导机制和由上而下的裁判思路发布机制;对社会的正义诉求和案件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给予全面回应。
新一轮自贸试验区是在全球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国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时代的背景下设立的,肩负着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历史使命。但也面临着全球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自贸区探索进入深水区、改革创新力度放缓等困难和障碍。新一轮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应该更加注重便利化与自由化并重、贸易促进与产业发展并重、创新驱动和开放合作并重、区内发展与区外联动并重以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并重。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但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供需错配带来了产业供给结构失衡、价值链分工被固化、技术提升难度加大、对资源环境依赖较高和质量品牌建设滞后等问题。同时,面临着近年来我国传统制造业竞争优势削减、全球产业竞争加剧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趋紧等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制造业亟需通过驱动要素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和主导产业转换,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基于此,需要以推动供需匹配和新旧动能转换为导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构建高质量的供需均衡体系、新动能体系与绿色制造体系,塑造高品质的品牌体系,营造高质量的发展环境,以实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向世界制造业强国迈进。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在西方形而上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和解构者之间的争辩。海德格尔前期从康德和胡塞尔的先验哲学的角度来批评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主要以有限性和时间性反对黑格尔的无限性和永恒性;中后期则直接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概念进行质疑,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成己"之说作为一种过渡,却反而暴露了自己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误解,同时表明他所运用的知性方法摆脱不了自身的悖论,从追问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而走向了"最后的神"。
胡塞尔晚年与他的同乡、捷克现象学家帕托契卡在巴黎和弗赖堡相遇相识,开启了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新章节。在思想上,胡塞尔后期对生活世界和欧洲危机的关注和讨论影响了年青的帕托契卡。在生活上,他们两人都处在二战前后的世界动荡局面中,并以各自的方式最终经历了政治与社会的危机。总体上看,他们都是不问政治的纯粹哲学家,但政治最终赶上了他们。他们二人始终都是观念力量的信奉者,而且也是观念力量的牺牲者。他们也因此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虽然"后期谢林的黑格尔批评"已经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学界仍然存在着要么对这些批评充耳不闻,要么过于倚重谢林自己的观点,对黑格尔哲学做出片面裁决的情况。有鉴于此,本文围绕"哲学的开端问题""概念与思想的混淆问题""逻辑学与自然哲学的关系问题""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问题"这四个方面,重思谢林对于黑格尔的批评意见,并尝试阐述黑格尔的可能回应,借此呈现出两位伟大哲学家之间的一种可能的精神对话。
<正>随着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美学进入了中国学界,成为本土学术的一个热门领域。不同于在西方学界美学相对偏冷的情况,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使美学一直是一门"显学"。从王国维到蔡元培到朱光潜、宗白华,老一代美学家在译介和研究西方美学经典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改革开放以降,更多的西方美学经典被引入中国学界,成为本土美学知识建构的重要领域和有效资源。
十九世纪英语美学涵盖了英伦和北美,是西方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说,十九世纪英语美学似不如德国甚至法国同期美学那样辉煌,但也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和文化特点。这一时期英语美学存在哪些经典作家和经典文献,是西方美学研究的一个难题。本文从西方美学史、美学读本和大型文献丛书等三类著述入手,寻找在西方美学界被学术共同体所认可的经典作家和经典文献,进而描绘出十九世纪英语美学的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反观中国美学对十九世纪英语美学的传播和接受,在比较参照中发现本土研究所忽略的西方经典文献,探索改进中国的西方美学文献学建设的路径。
15到17世纪的意大利不仅是西方艺术发展的高地,也产生了大量重要的美学文献。这些文献横跨哲学美学、诗学、一般艺术理论、图像学和音乐理论等多个领域。其中所涉及的话题,不仅吸引了美学史家的关注,也是当下许多美学和艺术问题的肇始之处。经过中国本土美学界几代学者薪火相传的研究和译介,其中有些文本已经为国内学界所熟悉,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文本是我们比较陌生或尚未译介的。本文将通过西方和本土对这一时期美学文献的比较研究,遴选出对美学研究学术共同体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典文本或关键文本。
自20世纪初西学东渐起,西方美学理论进入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虽对西方美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却仍有许多空白和短板。西方美学研究重点何在?经典篇什几何?进入新世纪又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为了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完成西方美学经典文献的梳理工作,搞清当代西方美学研究的基础和热点问题,本文以21世纪以来出版的英语美学读本为研究对象,采用统计的方法分析读本中的主题概念,并通过比较读本中收录的美学家以及关键著述的统计结果,绘制美学生产力与影响力地图。透过19本重要美学读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西方美学在当代的知识生产图景,从而为本土的西方美学研究提供评价与参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散文的"父爱"叙事继承了传统,又有新的探索和发展。第一,既全力批判父亲家长制权威,又省思严父的价值,还肯定父亲"缺席"为子女带来的宽松自由环境。第二,既表现博大情怀的父爱,又呈现柔情似水的父爱,以彰显"父爱"叙事的柔性美学。第三,"父爱"叙事呈多元化格局,既有强烈的反差和张力效果,又不失均衡和谐,给读者带来心灵震动和灵魂升华。改革开放以来散文为20世纪以来的"父爱"叙事带来丰富的色彩、深刻的内涵、多样的形式和长久的生命力量。
1940年代初期,因客观环境的变化,一些解放区作家以自己此前的实践为基础,更多地面向自我、关注自我,自觉地对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阶层作出了严肃的反省、审视,表现出了较为鲜明的自审意识。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令他们自己感到不满和愧疚的"可耻的阶层";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不但"无用",甚至还有"负面作用";其精神缺点主要包括个人主义、不切实际、意志脆弱、空虚无聊等;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他们自审时所表现出的这一基本倾向,与当时解放区的主流观点差异较大,但与解放区后期文学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知倒表现出了内在的一致性。这种现象的存在,从一个方面显现出了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府还都"成为国家重建的首要举措。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历经大半年时间终于从重庆还都南京,举行了还都大典,并承诺将竭力完成抗战建国使命。但随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加上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和经济危机,不仅国家重建成为一场梦幻,而且国民党的统治也很快宣告失败。
"丝绸之路"是李希霍芬最早命名的东西方交通线路,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可知,李希霍芬通过对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四大内陆至边疆,联结国际的交通线路,即如今被视为广义"丝绸之路"的系列考察,探究了从陆路通往俄国、欧洲、中亚、印度、缅甸等国际商道的状况。他从历史和现实中认识到从西安经新疆到中亚这条国际交通线路的特殊价值,这为其后来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奠定了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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