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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作为跨越传统认知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形态构想,小康社会蕴含着美好社会的文化理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国家治理探索。文化小康彰显国家文明程度和文化指标建设成果,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机构成。实现文化小康保障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发挥文化综合价值,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整体跃升。未来文化小康建设需要推动文化制度完善定型以释放文化发展的动力活力,以文化自觉推动中国文化"选择性变迁",实现中国"新文化精神"现代塑型,建立科学全面的文化小康评价评估体系,形成明晰的文化建设路径和发展方向,以在更高发展阶段上提高文化治理水平,助力美好社会建设。
美好生活,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憧憬的梦想。如何实现所欲的美好生活,作为一个普遍、永恒而又富有挑战性的社会难题,考验着人类实践心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论断透射出敏锐的政治识见和深刻的思想意蕴:不仅揭示了当前我国人民群众需要的新发展,反映了我国社会生活实际的新变化,而且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辩证法;不仅诠释了以善治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美学,而且深刻地昭示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践逻辑。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方法论视域,恩格斯独立发现唯物史观的认知逻辑历程与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历程极为相似。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了许多社评文章,这些社评的主要方法论原则之一就是"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而这离不开作为《莱茵报》编辑和主编的马克思的关注。这一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开始交往。恩格斯撰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使用了"社会发展问题"抽象认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这一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交往走向深化。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使用了"现实生活世界"反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分析方法。该著作写作期间两人交往频繁,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友谊由此真正开启。作为方法论的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发现的。
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是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认知逻辑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内容、实践指向、批判路径的逻辑把握。本体认知逻辑是指在正本清源中不断发掘和确认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知逻辑是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把握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认知逻辑是指在辩证否定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和真理光辉。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俄国具体国情与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社会主义新人思想。他指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经济和确保党与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现实需要;认为社会主义新人应是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会做一切工作的人",从而构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目标;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制度前提与物质基础;提出开展文化革命、改革旧教育制度,大力发展国民教育、走教育同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列宁的社会主义新人思想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辩证思维和深厚的历史视野,对新时代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202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学界都在以不同的形式缅怀前辈的学术风范。作为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在学术实践中敏锐地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相遇这一重大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使其真正参与到了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值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际,新的境况对世界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我们仍处于转型期社会学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在新的形势下带着新的问题重读费先生的著作,不禁深切感受到其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思想至今仍不过时,对解读当下的现实情境仍有极其深远的启迪性,而重温费先生的学术著作也必将对我们思考当前中国如何面对"新处境"的问题产生新的启发意义。
伴随西方社会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婚育关系的松绑、家庭形式的多样化以及个体主义的发展,儿童、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从原先的国家-家庭公私二分关系逐渐发展为国家-家庭-儿童的三角关系,儿童作为独立权利者也成为儿童福利体系的直接福利目标,国家与家庭建立起纵向问责与鼓励合作兼有的关系模式。在此三角关系框架下,英美两国政府积极承担起儿童抚育职责,陆续出台了着眼于儿童个体生活机会、亲职支持型的投资型儿童福利新政策。这对我国现阶段儿童福利政策体系的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虽然我国在人口转变与家庭变迁方面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有所差异,但其应对因家庭抚育功能弱化所造成的儿童福利受损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构建以儿童为中心、家庭为本位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应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建设的重点。
恃弱型过度维权现象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痛点"之一。本文以基层干部的访谈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恃弱型过度维权现象。研究发现:小部分弱势群体以悲情表演、撒泼耍赖、威胁恐吓、暴力对抗等方式,向基层政府过度索取利益;基层政府的回应策略主要有说服调处、柔性管控、制裁震慑等方式。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社会根源有:法制不够健全;维稳政策执行偏差;基层权责不对称;闹事心态助推。
中国在致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需要积极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全新治理挑战。技术革命已经处在伟大突破的前夜。以量子力学的技术应用为标志的现代科学革命,与其他新技术携手,从根本上撼动了"现代"系统。建立在经典科学基础上的国家治理模式,必须进行重构:国家治理必须从确定性依靠转向不确定性考量,摒弃单纯效率化的治理模式,再造人本化的国家治理形式,以此保证国家治理在迈进以科学技术引导的第二轴心期的时候,保有国家治理的基本理由、价值支持、效率追求和公共聚合。
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叙事"特征的知识生产方式,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发展动力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是具有超大规模、悠久历史、世俗文化、变法图强、治理优先等鲜明特点的中国历史过程的反映,是中国经验及其凝聚而成的中国观念的产物。中国经验的独特性隐含了人类政治实践的普遍性因素。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人和自然关系的政治性质是影响国体、制度性质和国民性的潜在的决定性因素,为解决人和自然关系而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共同体形成的第一动力。中国政治学对这一基本原理的政治阐述,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超越时代、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基于中国猪肉安全及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客观现实,构建由动物福利、原产地、可追溯信息等属性组成的猪肉可追溯体系,以江苏省无锡市区305位消费者为研究样本,采用真实选择实验方法,应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潜在类模型等工具,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属性的偏好及支付意愿。研究表明,消费者最偏好可追溯信息属性,其次为原产地、动物福利属性;在动物福利属性中,消费者最偏好卫生动物福利,其次为生理动物福利和环境动物福利,且消费者对各个属性的不同层次均有一定的支付意愿。研究表明,可追溯猪肉属性的消费偏好存在异质性,据此可将消费群体分为质量安全偏好型、价格敏感型、本地产偏好型、低层次可追溯信息偏好型等四类。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加快了将动物福利属性融入新型动物源性食品可追溯市场体系的步伐。政府应鼓励厂商生产经营丰富多样的可追溯动物源性食品,既可有效保护动物福利,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又可发展新型动物源性食品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基于面板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和空间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并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现实对两者之间的区制关联展开了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均存在显著的区域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尽管具有较强的惰性,但可以借助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2)金融结构在区制内变动以及跨区制变迁均会带动产业结构发生相似的变化,但当二者均处于低区制时,金融结构市场化难以通过区制关联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3)各地区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均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本地区相对较高的金融结构或产业结构可以有效带动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法律史学科的百年发展及其在"显学"和"绝学"间的变动循环,深层次上涉及到法律史学科发展的周期律问题。以周期律作为理论分析工具,纵观中国法律史学科百年曲折发展历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的动态循环,即清末民国的半个世纪首次经历由"显学"到"绝学"的变化,改革开放前30年再次经历由"显学"到"绝学"的过程,而改革开放后40年法律史学科正在经历第三次由"显学"到"隐学"再到"边缘化"的周期发展。进入新时代,法律史学人必须敏锐地认清学科发展的周期律,把握学科发展机遇期,促进法律史学科再现辉煌。
受案范围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性范畴,关涉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应当接受司法监督的范围,进而影响公共利益的保障程度。在规范、实践及学说三重视角下所探索的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共同呈现出宽于现行法律明确列举类型的演进态势,且分别面临着法律依据有待增强,碎片化、共识尚待达成的现实挑战。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应加以拓宽,公共利益保障范围的动态与普遍、"等"字释义的开放性以及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广泛性为公益拓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拓展受案范围的活动,需遵循利益衡量、法定主义、司法统一的基本理念,从立法模式、受案标准、起诉人资格等方面去完善制度体系,并留意拓宽的必要限度。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心在于"感受到程序正义",其突显了人民的法治主体地位,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立场,体现了主客观统一的程序正义评价标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治实践、情理法深度融合的理论结晶。"感受到程序正义"的法理表达便是主观程序正义,其理论内核至少包含主体间性的本质属性与情感治理的价值追求两个方面。"感受到程序正义"的主张有助于阐释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程序机理,有助于揭示人们自愿服从法律权威的心理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历史与当下关系连续性的认识,这种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基于活的历史观,把历史从过去的生活经验遗存转化为当代人能够理解、感受、体验的审美意象嵌入当代空间,从而使得非遗文化对当代社会具有活的精神价值。这种转化需要基于非遗保护意识的美学研究,即把美学视域从传统美学所限定的"大传统"中拓展开来,形成"大传统"与"小传统"整合的更大的美学视域。
自进入工业社会后,传统手工艺遭遇了作为日用品的功能衰退与作为审美艺术品的发展乏力的"双重危机"。后工业社会盛行的空间性、消费性的文化形态,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性,使得传统手工艺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得以进入当下文化语境并参与构建文化生态关系。在作为审美资本主义时期的后工业时代,传统手工艺不仅是一种文化资源,更是一种审美生产力,因此要以"审美"为中心重构手工艺文化,发展手工艺审美创意经济,打造体验型手工艺文化产业。同时,也要重构消费主体与生产主体,培育手工艺文化主体性,加强对民众的手工艺文化与非遗美学教育,增强审美认同,提高从业人员基数与质量,为手工艺文化创意产业储备人才。
自定义"化身"是微信重度用户运用数字技术能动地生存于网络空间的策略性实践。通过对重度用户在微信社交平台上自定义"化身"的考察,本文认为,身体是社会交往的媒介和关系的纽结,"化身"是人们在信息技术的框架下自定义的网络用户名、头像、肢体及其身体叙事,其体现为个体的自我表达、社会角色形象的塑造、交往关系中的自我展演。"化身"的在场、互视、交往与行动,为人们拓展社会性自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以大专戏剧节和校协戏剧社为主体的校园话剧,成为香港话剧发展的主流,这在世界各地戏剧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香港校园话剧传承中国现代戏剧和文学精神,创作反映香港现实的话剧,有力地促进了香港话剧的发展。其创作和演出"把现实搬上舞台",以人作为话剧创作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探求人的价值和意义,并运用能够满足内容需要的形式和手法去表达创作者的观念而在话剧表现上"比较敢于创新",把香港话剧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碑刻文献除了兼具文学、史学和金石学研究价值外,还具书法价值和审美意义。元代书坛领袖赵孟頫在江苏一带书写了数量颇多的碑石,不仅楷书,行书、草书在当时的碑刻中也时常出现,对元代及后世碑刻书法影响深远。本文初步厘清了赵孟頫所书江苏碑刻的时间脉络,将之分为早期（1308年之前）、中期（1309—1315）和后期（1316—1322）。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碑刻书法的史料价值与风格特征,勾勒出赵孟頫在江苏的书碑活动及其特点。这些书碑活动成为赵孟頫在江南儒学、理学气氛下成长和交往的见证,是赵孟頫艺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歌中的家具意象是一种士人心态下对家具的审美关照。在明代的家具意象中,"家"是一种被赋予了意义的人文空间,因而家具不仅参与了物理空间的构筑,也参与了文化秩序的建构。在士人心态中,社会身份、政治理想和人伦关系都是空间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空间秩序是在身体与家具的互动之中构建出来的,家具成为了打通士人修身理想与空间秩序间的桥梁。明式家具作为在群体认同下构筑出来的士人家具,其设计美学的形成和士人心态深处的"身""家"相连——家具的形式规定了主人的社会身份和环境的空间秩序。在家具形态与士人心态的互动过程中,诗歌还可能成为诗教社会中的一种政治话语,将士人心态带到工匠社会,成为引导当时家具设计的一双"无形的手"。
朱熹对科举制发表过大量言论。朱熹前后,宋人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集中在两个方面:否定科举制,要求恢复隋唐之前的推荐制,即所谓的"乡举里选";要求变革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改诗赋为策论,为经义。朱熹首先从文人士大夫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和完善角度出发批评科举制,进而批评科场文章之刻意求新、胡乱拼凑、内容空洞,认为科举制对士人最大的毒害是"夺志"。朱熹本人是科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所以其又从谋生的角度肯定了科举制一定的合理性。朱熹认为士人和科举制必须有所调整或变革。其一,士人要更多读书;其二,士人要在科举制中保持独立思考;其三,科举制要有变革。《学校贡举私议》集中表达了朱熹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建言主要有三点:均解额,立德行之科,罢诗赋。朱熹对科举制所发表的大量批评,乃是宋人之共识;所提供的变革措施,既无新意也不可操作。
梁启超接触近代共和概念之初,既关注君主要素去除的内涵,也触及德性要素伸张的内涵。结合政治理论研读和在美国的游历考察,到了1903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大致形成了一种"积极共和"观念。这种观念强调德性要素与共和政体之间的正向关系,重心在于国民德性要素的积极伸张,而不在于君主要素的去除。这种积极共和观念与西方的共和传统有渊源,但主要是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的产物。
自1990年创刊以来,《江苏社会科学》历经1990—1999年的锐意改革、成功转型,2000—2009年的面向全国、开拓创新,2010—2020年的精益求精、再创新高,从后起之秀发展为业界领先且国内外影响力持续扩大的综合性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江苏社会科学》30载的开拓奋进呈现出多维综合、以学术讲政治、厚重朴实、创新引领等办刊特色,对中国学术期刊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学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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