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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锚定目标引领、明确根本遵循、聚焦中心任务、拓展国际视野为其四个重要向度。概言之,文化建设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维度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现实维度出发,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主题,坚持以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为价值标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原则、以主流舆论为思想共识,聚焦"涵养根基、传承初心、扎根时代"的中心任务,同时在国际文化对话中,发出中国声音,交流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救国、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思想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时代航标。
在家庭成员离家赴外地上学、就业现象日趋增多的当代,家户、家庭成员规模和结构开始出现差异化。为了厘清其状态和特征,本文探讨了家庭、家户结构及其相互转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依据七省区家庭调查数据,通过将外出成员回填的方式对家户、家庭规模和结构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家户中有成员长期出外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其中农村超过30%;成员长期外出直接提高了一人户、二人户这些极小家户的比例。从家户、家庭结构看,家户成员外出推高了隔代家户、夫妇家户、单人家户和单亲家户比例,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其中老年人夫妇家户、单人家户增加,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生活风险,更有待相关社会服务跟进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措施。
社区作为政府施政最后的落地执行者,近40年来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基层治理的压舱石,但节节攀高的各类负荷正将社区推向无限担责的窘境。近年来崛起的,由线上线下科技支撑的携参与、分享、协作、自助和创新等五大基因的平台型治理模式,能否成为社区有限收敛的路径选择,各地仍在探索。社区治理若能汲取大量成熟的经济平台运营经验,并习得其用户思维、内容为王、资本链接和自助协作等精髓,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基层治理创新格局,也有机会让社区承载从无限走向有限。
在人口迁移转变的新时代,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引发高度关注。本文以幸福感为切入点,在压力过程理论指导下,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流动老人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老人生活评价总体良好,幸福感处于中上水平,但城—城流动老人的幸福感优于乡—城流动老人。流动老人在迁移过程中的多重压力显著制约了幸福感,主要表现为经济保障压力和社交生活压力越大,幸福感越低。作为资源代表的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均会促进流动老人幸福感,其中家庭关系网的作用更大,且自我效能感在迁移压力与幸福感之间扮演调节和中介的双重保护功能。因此,政府在化解压力的同时,还要开发资源,有效提升流动老人的生活福祉。
本文所分析的是在企业权力结构中,劳动权力增长变化的关系问题,同时探讨弱势者的权力在强势者权力结构中出现和生长的逻辑,亦即强势者开放权力结构接纳弱势者权力的逻辑。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当劳动者行为改变、发起劳动争议时,企业方可能由确定状态进入"不确定"状态。当不确定性达到临界点,企业方会权衡成本-收益而选择"保险策略",为保留自己的主体性权力而接受劳动权力。这其中知识的生产和升级是一个重要的演化促进因素。
乡村文化生态包括嵌入型和内生型两种样态,前者呈现为共时性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尽管其逐渐占据主导,但其实践过程陷入了"内卷化";后者表现为历时性的乡土文化,其在变迁过程中不断发生衰变,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存续难题。在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尽管历史趋势不可逆转,但乡土文化依然具有新的时代空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也亟待优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应寻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的互补与创新,在外部生态支持系统的保障下,寻求重建乡村文化生态的融合发展之道。
乡村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的历史基础和鲜明底色,是乡村记忆的情感基础,更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和强大助力。以组织形态为表征的制度约束和以伦理规范为内核的文化约束始终贯穿于乡村共同体的历史演变之中。城乡要素的频繁流动、个体化倾向、礼俗衰败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异化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当前,要利用乡村文化振兴来再造乡村共同体,以党建文化引领乡村集体,以家庭文化重塑乡村伦理,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参与,以文化产业助力乡村发展,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大数据时代,平台经济已经成了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并正在掀起一场经济革命。这场革命与数字化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及传统经济学人性微观基础正在演变的趋势有关。平台经济是一种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大数据分析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新型商业模式,其获得的决策信息趋向于全面、客观与准确。平台经济的实质是运用大数据网络技术来克服传统经济中的信息约束、认知约束,以此来整合及挖掘各种资源,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既不同于宏观市场也有别于微观企业,其资源配置是通过数字化的网络利益协调机制来完成的。
在对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内在影响机理考察的基础上,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一方面采用面板Logit模型针对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微观家庭贫困影响进行量化研究,另一方面利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全国和分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影响,并进行分家庭和分地区的动态比较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存在劳动力流动情形的家庭可以显著地降低贫困发生率,而且劳动力外流比例越高,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就越高,进而越不容易陷入贫困。进一步的分地区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动的边际减贫效应要优于发达地区。除此之外,家庭特征与户主个体特征对缓解家庭贫困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相比2014年,2018年不同收入区间家庭数量分布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极端低收入家庭数量大幅减少,家庭人均收入获得普遍性增长,但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已经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运用改进后的KMV模型对我国各省市未来三年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估,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东部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小,可持续性较好,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可持续性较差;(2)在可支配比例25%的情况下,仅凭借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收入作为偿还债务的唯一来源,我国东北和中西部的部分省份会发生债务违约;(3)在加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我国各省份不再有债务违约的风险,债务可持续性良好。
作为现代女权主义运动起源地的法国,其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时间却晚于俄国与中国。鉴于历史制度主义关于观念、制度与行为关系的解释困境,引入以共享信念为中心的制度变革分析,重点考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男女平等共享信念及妇女选举权具体主张在法俄中三国上升为制度议程、转化为实际制度的历史过程。研究发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共享信念是社会运动及制度建构的先导,其转化为现实制度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新的共享信念与一般制度的微观结构具有同构性;第二,共享信念的集体行动者有能力突破旧制度所设立的权力屏障;第三,与制度变革相适应的外部制度环境。法国妇女选举权获得时间滞后,既有在制度议程建立阶段男女平等的理论诠释不充分的原因,也缘于在制度方案合法化阶段各种政治力量在博弈中达成均衡、权威人物出现所具有的不确定性。
民调这种"被认定的真理"已经成为西方政府政治合法性,以及实现选举政治共识的技术保证,选举政治的主角(竞选人)时刻被民调所牵引,相应进行形象、议题和观点的相适调整。事实上,民调并不是民意的简单呈现,它是操纵性模拟的结果,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民意。而且自媒体时代,由社会个体的碎片化意见整合而成的民意既易成型也易变化。瞬变的民意结合多型民调技术使西方选举政治聚焦于纷杂的表象问题治理,日益丧失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折射功能。选举周期内的短期绩效可视化治理成为竞选人基本的治国方略,行为表征是选举期的福利承诺加码以及当选后的自食其言和对承诺置若罔闻。民心,即人心向背,它是中国传统政治对政治合法性阐释的核心概念,相较民意更为长久和稳固,成型不易,瞬变亦难。西方对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批判主要借助西方选举政治盛行的民调和民意,而对作为中国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民心缺乏学理和实践上的认知。民心指引下的中国政治合法性所规约的治国方略就是国泰民安、长治久安。新时代的中国,执政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精准研判和落实解决就是顺民心之举,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新时代的"国泰民安"和"长治久安"。
不断提高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坚持人民至上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只能予以强化,否则会引发一系列治理困境。只有在治理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专业化的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中国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格局才能逐步走向定型和成熟。
分享经济是一种具有颠覆性创新价值的经济形式,由此也产生了不同于传统交易中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而《电子商务法》对平台经营者的资质审查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已难以适用。真正意义上的分享经济是要破除资质,让资源在多余和匮乏之间实现自由的动态平衡;但平台并不能因此逃避义务和责任,中立角色的公共性和利益分享都使得其责无旁贷。损害赔偿责任的配置问题不应以连带或补充做简单二分,应综合权衡平台角色、原因力、收益比例和创新价值这四个方面的因素。
现代企业内部结构的复杂化以及互联网时代用工方式的多元化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分层成为现实,我国劳动法立法对此应对不足,对劳动者及劳动者权利的保障过于依赖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利于司法实践灵活处理相关案件,也不利于对特定劳动者群体的倾斜保护。劳动者分层的现实要求劳动立法应该将更多劳动者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并且对不同劳动者采取不同立法对待,既要对强势者限制适用某些规则,也要对弱势劳动者进行专门保障,这样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用工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现实。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关个人数据"隐私已死"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大数据立法缺失、传统隐私法律保护不足等加剧了大数据领域数据隐私与商业创新的利益冲突。大数据专门立法或现行法的适用应以尊重语境、信息公平、权利属性等理论为基础,发掘数据隐私与商业创新的内在一致性和协调性。利用准财产权概念化、结构化个人数据权利等方式保护数据利益,将更有利于平衡数据隐私和商业创新的冲突。
"塞浦路斯演说"是伊索克拉底在公元前370年左右以塞浦路斯普通人、王子和君主为劝说对象的四篇美文,是伊索克拉底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道德教育是这些文本的共同主题。通过这些文本,伊索克拉底阐述了关于公民道德、君主道德和臣民道德的观念,论证了德行、希腊特性与成就的关系,在展开道德劝说的同时实践了格言、书信、训诫和颂辞的话语形式。
麦金太尔在他的成名作《追寻德性》中开发了一种德性理论。这个理论既被他用来批判启蒙自由主义传统,也是他用来应对西方文化衰落的一项实践筹划。以此为基础,以麦金太尔的德性理论为框架,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涂尔干的社会学,可以讨论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在道德贫乏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开发实践资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核心地带客观存在的职业伦理关系。涂尔干的社会学解释了职业伦理如何发挥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这两条线索汇聚在麦金太尔的德性理论中,系统地解释了一种道德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而这一被系统解释的道德合理性,将为一种新的实践筹划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费尔巴哈哲学长久以来一方面被定位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另一方面被评判为类似于18世纪素朴的法国唯物主义。这里显然存在矛盾:一个是后黑格尔的吸收了辩证法的理论,另一个是前康德的非辩证的理论形态。那么该如何解读费尔巴哈真正的理论形象?如何基于此形象呈现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最核心的理论关联?通过阐释费尔巴哈哲学的三个辩证的核心操作——世俗化、驱除主观性和借助感觉/情感,可以揭示费尔巴哈连接黑格尔以及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辩证法家形象,从而澄清其并非传统观点所误读的"素朴的唯物主义者",进而说明马克思通过继承和超越费尔巴哈哲学,最终以具有否定性关系(对象性)的感性活动为落脚点,才完成了其新本体论第一原理的构建。
自刘勰《文心雕龙》以来,古代的子籍研究着重于思想内容层面,虽偶尔涉及子籍文体,但未有再就子籍文体的专门讨论。近现代以来的子籍文体研究将子籍纳入散文大类中进行阐释,虽取得较大进展,但总体呈现出重先秦诸子而轻汉魏以后诸子的倾向。《抱朴子》作为中古的重要子籍之一,其文体呈现出融汇众体与博明万事的形态特征;《抱朴子》的文体形态是中国古代子籍的经典文体形态之一。子籍文体形态的完整描述有待于对更多子籍文体形态的系统研究。
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系中国古代文献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和系统的戏曲版本展示,主要特点在于:(一)数量众多,种类全面。表现为刻本与抄本、元杂剧与明杂剧、名家与无名氏、宫廷剧与文人剧、北杂剧和南杂剧、内府本与俗本同时并存。(二)校勘特色鲜明。表现为以抄本校刻本、以元本校明本,由正文涂改、眉批可知已失传的抄本情况,跋语则有助于抄校时间和地点考辩,也有助于了解赵琦美的戏剧观。(三)世代累积型编目。自赵琦美及其家人零星片断开始,经过了钱曾的首次编目,黄丕烈二次编目,直至最终定型,展示了清晰的编目演进过程。
《堂吉诃德》《西游记》是西方"骑士"和东方"圣僧"的形象书写。它们在各自由来有之的"骑士文学"和"西天取经"的历史规定下,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主仆""师徒"的人物组合、游历型的叙事结构,以及以谐写庄的反讽范式,消解了小说文本的宗教宏大特性,实现了由宗教世界向世俗世界的转向,助推了可资探究的世界文学的轴心时刻。
艺术与媒介的关系常常被简单地划归为内容与形式或者内容与载体的关系,但从历史的角度回溯人类艺术实践的发展变迁,艺术与媒介从未割裂,两者始终交织在一起并随着时代的迁变融合发展。今天,新型的数字媒介为传统艺术的创新与活化开辟了新的路径,为传统艺术走进当代语境提供了可能。本文基于对艺术与媒介关系的思考,梳理了从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艺术与媒介彼此交织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媒介的发展如何影响乃至主导艺术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发展趋向,从新媒介艺术助推传统文化创新的实际案例分析了新媒介对于艺术表达以及弥合时代语境断裂的独特优势。
前苏联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及其代表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初译介到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潜隐的,也有显在的。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所代表的"新感觉派"电影,20世纪40年代袁牧之所代表的左翼纪录电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丛峰等人的"新纪录电影",都与维尔托夫之间存在比较显在的影响关系。由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不同,中国电影在电影观念、电影创作目的、技术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对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及其电影作品的理解、认识与接受也就不同,具有比较明显的主体差异性与历史阶段性。虽然每个历史阶段不同电影人所受的影响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纪录电影形式的关注,对纪录真实的坚持与执着。
魏晋南北朝时期,释、老思想的流行对儒家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儒学发展的这个艰难时期,门阀士族的家学、家礼研究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儒学的衰落。由于家礼对于家族繁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秦汉以来受到打击的贵族以及贵族礼仪随着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的崛起重新受到重视。门阀士族出于维护家族自身绵延发展的需要,加之其政治、经济、文化上具有优势,将礼仪作为维护门庭的文化标志,于是撰作、践行家礼一时蔚然成风。尤其是家礼专书的出现,凸显了门阀士族在家礼发展方面的重大贡献。相应地,魏晋南北朝家礼中的冠、婚、丧、祭礼仪与前朝相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因传统水稻栽种难以适应东北寒冷的气候,加上清王朝的禁边政策,东北稻作直到近代才开始发展。自19世纪中期至今的短短150年里,东北从荒漠之地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实现了惊人的发展。东北稻作的发展与两个节点有关:第一个节点是日本占领东北后,日本政府根据殖民侵略需要在东北进行了大规模水田开发,开发了东北稻作的产能;第二个节点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出于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大力开发水田,东北稻作产能急速提升。两个节点对东北稻作的发展均有推动作用,但是因为相悖的发展理念,不同的政权领导,东北稻作对社会的影响也截然不同。事实证明,先进的技术、人力、财力、物力的合理统筹,虽然短时间内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真正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环境和一个正义的初衷。
缓解江苏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找寻促使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呈现脱钩状态的驱动因素,关系到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与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扩展的水足迹-LMDI模型,分析江苏省2007—2017年水资源利用情况并探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规模经济、常住人口等因素对脱钩状态的影响。结果表明: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逐年提高,水资源利用增长速度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进入脱钩阶段;农业作为耗水需求较大的产业,尚未达到脱钩的理想状态;在江苏省经济发展中起到支撑作用的工业,仍以弱脱钩状态为主;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是江苏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脱钩的主要促进因素,而规模经济和常住人口效应则起到负向驱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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