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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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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记载了党在百年奋斗中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展现了党善于把握历史规律、凝聚思想共识的伟大智慧。这些决议的制定背景、起草经过及核心内容均指向凝聚共识，彰显党在把握脉络中凝聚价值共识、在自我审视中凝聚思想共识、在研判现实中凝聚发展共识的基本经验，具有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集思广益与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相呼应的逻辑特征。凝聚共识，有助于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推进各项事业深入发展，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面向未来，凝聚共识应回答好凝聚什么共识、对谁凝聚共识、如何凝聚共识的问题，筑牢理论根基、把握时代变化、注重方式方法，落实到新时代新征程的共同行动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在为什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自然环境的价值从维持人类生存的传统认知提升到文明延续的更高层次，科学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中华先民“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的认知基础上，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突破“节用”“寡欲”的传统生态保护思维，辩证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仁民爱物、道法自然等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基础上，科学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目标。在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中华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建设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家园；突破中华先民只关注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认识局限，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兼顾生态与经济的绿色家园；在中国古人“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生活理想基础上，提出打造宜居诗意的美丽家园；正视中国古代生态权归属问题，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主张建设保障生态权共享的公平家园。在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华先民顺应自然、节约资源、因地制宜的生产理念基础上，主张节约与保护相结合，坚持系统工程思路；在设置“虞”“衡”，制定律令等传统政治举措基础上，健全生态管理制度，强化生态追责意识；在以道德、故事言生态的传统教化方式基础上，强化生态保护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建构过程中面临着两大诘难：其一是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根基问题；其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融贯性问题。只有对这两大诘难进行正面回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才能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之下充分展开。对此，一方面，以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突破口，可以确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中存在可供提取的、具有当代政治哲学意义的规范性理论元素，进而有效回应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作为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将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起来，可以据此有效回应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其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融贯性问题。
亚里士多德把修辞看作逻辑的一个分支，认为诗学、美学功能是为逻辑功能服务的，这对西方传统修辞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利科则首次把关系颠倒过来，把修辞的诗性功能特别是其中的隐喻功能视为语言的本性，认为逻辑功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语言凭借其“活的隐喻”而不断开拓意义的空间，并突破以往的逻辑规范而形成新的逻辑规范，使逻辑恢复自身的活力，由僵死的形式逻辑走向了能动创造的辩证逻辑。但由于未能摆脱传统本体论的束缚，利科最终在“语言学之后”的门口止步不前，而退回到西方传统“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窠臼。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消费主导型社会取代生产主导型社会，审美景观不断涌现，“视觉经济”愈发兴盛，以审美与商品双向互动为主要特质的审美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审美资本主义从审美与艺术中汲取灵感和动力，将审美要素纳入资本运作过程，以时尚与想象机制为中介，实现由公开的、赤裸裸的剥削压迫向隐蔽的、伪装起来的压榨和征服转变。审美与艺术本具有的自由与解放意蕴在审美资本主义运作中消失殆尽，沦为资本的附庸，不可避免地造成“消费自由”与审美操纵的矛盾、感性的压抑与审美主体之缺失、反抗能力的异化与精神世界之痛苦等困境。审美资本主义只是资本借以克服种种危机来获取延续发展的内驱动力，无法使人们摆脱资本逻辑的统治而实现真正的解放和复归。唯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迎来人的感官丰富性的复归，迎来大众审美意识的解放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新生。
大一统国家的维系和巩固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然而，国家的统一和内部团结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政权建构的产物，是国家权力整合的结果。历代中央王朝都会围绕大一统历史与理想进行文本书写、话语建构与传播，维护国家的统一性。在当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维系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替代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既包括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定向权，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创新权。三种权力各自作用，相互支持，互相配合，共同服务于大一统国家的赓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是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且是分析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何以团结有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伴随全球化的纵深发展，逆全球化现象日益显现，后者在当今国际社会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根据“双重运动”理论，此乃以建立全球自律市场为目标的经济自由主义“乌托邦”与以确保集体权利、阶级妥协、道德经济和贸易保护为己任的国家监管力量之间的博弈和对抗。究其根源，它是跨国资本主义日趋成熟所引发的资本积累变化和阶级结构调整的结果：在资本逐渐从民族国家逸离出来的过程中，阶级结构正沿着新的国家/跨国轴线分为以全球积累为目标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和以国家积累为基础的国内资本家阶级及其周边的工人阶级。两者在融入新兴全球体系的过程中展开了资本“脱嵌”与境内保护的持续斗争。时代变化要求我们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职能与历史定位，并以阶级、社会力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复合体视角来观察和应对世界的新变化。
侵害个人信息权可能造成妨害、损害及妨害与损害并存三种法律后果，民事责任承担因行为人、法律适用、归责原则、计算规则等的不同存在差异，学界对此争论不断，亟待厘清与完善。在个人信息权妨害层面，个人信息处理者妨害个人信息权行使的，应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至50条，无法充分救济的，适用《民法典》第995条；非个人信息处理者妨害个人信息权行使的，适用《民法典》第995条。在侵害个人信息（包括私密信息）构成侵权层面，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非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的过错责任原则。在损害赔偿数额计算规则层面，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造成财产损失的，直接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2款；造成精神损害的，只能以个人信息处理者获得的利益为依据计算赔偿数额；两种境遇下，损失与利益或利益难以确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非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造成损害的，损害赔偿数额参照《民法典》第1182条、第118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
个人信息权作为新兴权利，兼具有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内涵与外延具有不确定性。在一元保护模式与二元保护模式尚未达成和解的前提下，可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进行分类，运用霍菲尔德理论以“最小公分母”的类型统合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平衡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构建人格利益保护为中心的类型化保护模式。个人信息类型化保护模式须与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相协调，导入合理使用的场景化理论，完善正当必要性原则，建立第三人监督制度，以达致个人信息安全与共享、个人信息保护与自由流通的动态衡平。
我国服务贸易体量已上升至世界第二位，但目前仍存在相对规模不足与内部结构失衡问题。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及生效，我国服务贸易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实证部分通过匹配RCEP各成员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承诺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评估框架，对成员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进行量化，并通过结构模型估计了RCEP签订将导致的我国服务贸易量的变化。模拟结果表明，RCEP将加强我国与各成员国间的服务贸易联系，我国部分关键性行业的服务贸易占比也将得以提高，且服务贸易的增加主要由服务进口带动。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资料，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构建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系统研究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利用模式的乡村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首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提高城市经济比重，适当降低城市土地要素价格的前提下，提高集体土地要素价格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降低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能增强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后，沿海地区集体土地利用模式分析表明，苏南模式可有效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满足乡村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而珠三角模式则在保护乡村居民的财产性权利方面存在比较优势。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明确禁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定期报告公布前30日内交易，但是仍有部分高管视规定不见，在敏感期交易，损害投资者利益。从A股市场来看，自2010年至2020年共有248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在敏感期交易。选取这248家上市公司在这10年里全部内部人交易信息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面板Logit模型研究高管违规交易行为与高管违规潜在收益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定期报告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增长率均显著影响高管敏感期交易概率。不同的是，基本每股收益负向显著影响高管敏感期交易概率，每股净资产增长率正向显著影响高管敏感期交易概率。第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对高管敏感期交易的概率有反向显著影响。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越低，其在敏感期交易股票的动机越强。第三，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对高管敏感期交易的概率也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在敏感期交易股票的动机更强。
在对作为虚拟社会的“元宇宙”与现实社会的差异及联系进行系统阐释的基础上，从平行社会的理论视野与实证向度，强调无论“元宇宙”有多复杂，从社会学学科视野对其刻画的核心依然在于它的主体——“人”及人嵌套其中的“社会结构”。因此，部分对于现实社会进行研究的社会学概念、理论及方法就能在“流动的空间”视域下突破传统边界，在“元宇宙”的在场社会得以创造性应用，从而在技术发展与文明扩张的现实及未来背景下，延续人类对人性，以及对“自我”与“他者”的全面理解。
妥善解决“一老一小”问题是我国进一步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核心要务之一。华东地区的实地调研表明，当前“一老”群体存在身心健康管理服务不足、养老服务资源错配、居住环境脱节于居住模式变迁等问题；“一小”群体面临托育服务短缺、教育资源不均衡、特定群体的监管缺失及心理健康困境。以家庭视角来看，这些问题映射出当前青壮年中坚群体普遍身处个人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压力博弈，凸显了当代家庭结构变迁与功能转型带来的冲击，也反衬了中国家庭政策及服务系统的相对缺位。亟须在全人口生命周期发展框架下，以强化家庭建设为支点完善“一老一小”支持体系，具体回应新时代人口发展与民生建设的新诉求。
基于公正理论视角，分析和探讨了医疗卫生共同体背景下农村医疗服务供给机制变革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互动以及策略变迁，发现S县医共体政策并未产生理想的公正效果，甚至出现新的不公正事实，其主要原因是这项改革和试点忽视了“实践公正”的作用。医共体政策下的“实践公正”具有阶段性特征，即不同阶段对公正的认知会发生变化，由此需要一种实践机制来体现公正的动态变化：在初始阶段，“强制的同意”虽对政策的动员十分有效，但在发展阶段会有更多的因素介入从而影响人们对公正的认知，使得原先的政策和制度设置无法实现不同利益群体对公正的认知和需求，并且在实践中发现原有的政策设计也并非适应实际境况，不适配的政策同样会导致不公正现象。由此，通过医共体建设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正性，需要在实践中对政策进行调整，并要构筑责任划分、风险共担、民主协商、利益共享的过程性利益配置公正机制。
促进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作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基于2017—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集，分析了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和抑郁程度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与高收入和城市老年人相比，社会活动参与对低收入和农村老年人健康的积极作用更大，说明社会活动参与有利于降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机制分析表明，降低失能风险是社会活动参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渠道，社会活动参与通过增强日常生活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进而促进老年人健康。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涵养于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脉，形成于新时代国家卫生治理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交织之中，是中国在新时代的定位下参与并引领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国际卫生秩序构建提供的一种新理念和新路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面临着多重实践困境，其中对抗式制度体系破坏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治理机制碎片化导致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困难，最弱环节激发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木桶效应。对此中国应当有针对性采取相应措施：一是遵循互商互谅，消减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消极影响；二是坚持多边主义，增强全球集体行动的动能；三是以“一带一路”倡议等为切入点，补齐最弱环节的短板。
在行政审判机构的立法定位背后，民初平政院深层次的设计理念和建制考量值得挖掘。考诸史事，民初平政院由辛亥元勋宋教仁“斟酌立宪政治之通例”并“参酌中国古今官制”而命名和倡设，盖意在取法“共同议政”和“平政爱民”之古意而彰显共和宪制之精神。宋教仁殁后，政治强人袁世凯“参酌旧制，体察国情”，力排众议设置平政院并为之做政治背书和执行保障，呈现出借由平政院整顿纲纪、重建秩序的治理期许。宋教仁和袁世凯这两位政见主张多有不同的民初政局关键人物，在通过平政院“平政致治”这一问题上却分享了相同或近似的理念和考量，民初平政院也因此成为彼时“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国家治理秩序转型和重构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者。民初平政院制度蕴含的共和精神与治理向度，折射和印证了殊值鉴察的制度与人事相须相成关系。
巴黎公社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珍贵的政治遗产，但对于其诞生地法国而言，1871年事件引发的却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论战。各派争论博弈的结果集中表现在法国官方对公社的表述上，其演变可分成三个阶段：判决公社犯有罪行，赦免社员的刑罚，恢复公社的名誉。纵观这一进程，官方表述发生了颠覆式变动，巴黎公社由法兰西的创伤性记忆转换为巩固共和国的积极元素。更新后的官方表述，既解除了凡尔赛政权制造的公社罪名，也区别于共产主义的公社叙事，它对公社的承认与吸纳限定在共和的框架内。
20世纪文学理论中，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可谓独树一帜。其渊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流派特别是卢卡奇的研究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以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所谓“发生学结构主义”，旨在构建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的结构化关系，进而探寻文学作品意义生成的可能性。根据这一主旨，戈德曼在反拨传统“反映论”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同构说”，提出“可能意识”和“最大可能意识”的概念，将创造性、创新性和独创性奉为最强的精神个性；并在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前提中提炼出“超个人主体”与“有意义结构”两个范畴，借助两者的同构关系建立一种意义生成的崭新模式，通过同化/顺应或理解/解释的循环演进和交替上升，最终达成对作品意义的全面把握。而上述从结构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换为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确立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参照。
皮尔士符号学始于其三元范畴理论，即将作为原初现象总和的“现象元”划分为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以此为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他提出了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的新范畴列表和著名的三元符号理论。进而，根据符号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皮尔士将符号细分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三种类型，并指出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但遗憾的是，皮尔士对符号分类和转化的论述并不透彻。主要问题在于，他认为像似符号是第一性的，指示符号是第二性的，而这一观点与符号发生和演变的真实过程相违背。结合当今符号学的最新理论发展，本文拟系统梳理和解读皮尔士符号分类的理论推演过程，详细阐明符号发生和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背后的推理模式，力求对皮尔士的经典符号理论进行必要的反思和修正。
元代绘画极尽抒情写意之能事，与文人雅集所做诗词相得益彰。元代在绘画上取得的成就相当程度上可归功于元初的一个重要艺术观念——“古意”观，这也影响了文人绘画史的评判与走向。“古意”观的提出者是一代宗师赵孟頫。后人在回溯赵孟頫“古意”观之内涵时，常常忽略赵孟頫探索“古意”所经由之两种路径：赵孟頫一方面通过“经师训”和“阅记录”来透析“古”之绘画精华，另一方面则由绘画实践检验所学之效益形成“今”之绘画意蕴。因此，赵孟頫通过阅古和践今两种维度，使得“古意”之提出没有成为空谈，而是成为促成元代文人画特质形成的积极因素。
宋代的新闻载体，既包括代表官方立场的进奏院报状（“邸报”“朝报”）、榜文、边报，也包括出于牟利目的民间小报。朝廷官报由进奏院负责采编，依照定本制度进行新闻内容的严格审查，有助于政令畅通，实施舆论引导。榜文、边报在较小范围内发布应对紧急事态的军政信息，在历史关键时刻可以发挥特殊作用。民间小报满足了广大民众获知政坛内幕的心理期待，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受到了朝廷的查禁。但是它屡禁不绝，打破了朝廷官报的垄断局面，揭开了中国民间办报的序幕。宋朝实现了新闻载体的多元创新，呈现出近代报刊的诸多特征，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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