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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擘画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两个大局”必须坚定历史自信，苏共垮台的前车之鉴也启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党不仅需要坚定历史自信，也能够坚定历史自信。党的奋斗成就和奋斗精神是历史自信的根本来源，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中华民族发展史是历史自信的重要支撑,党的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共产党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察和把握历史，以正确的历史观认识和总结“四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需要在前提反思和现实关注上进一步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的理论根据。近年来，学界展开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反思，主要聚焦于三个根基问题的追问。一是肯定向度追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历史性、否定的辩证法与政治哲学崇尚的肯定性、规范性向度能否兼容一致？或者说，肯定向度、规范向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何以可能？二是价值维度或规范维度追问：唯物史观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何以必然包容包括政治哲学内在的价值维度进而呈现规范维度？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可能性的追问：从唯物史观原则高度，选择从何种中国实际出发去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逻辑？这三个追问集中体现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理论前提反思，需要我们以方法论自觉从根基处加以解答。在事物存在根本条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支撑着质性持续的肯定性向度必然成为辩证法的内在规定，而维护新生事物的质的规定的肯定性向度和规范性向度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指向。研究和把握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正义原则，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的主要使命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认同，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民族的解放与复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和实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相互融合、借鉴，并以此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价值观念的过程。融通互鉴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推进方式，利益契合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内生基础与动力，党领导人民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主体力量。
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精神的现实化。作为生态文明系统中的伦理部分，环境伦理学是与保护环境相关的道德规范、内心信念和价值目标的总和。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从而导致理论与现实的脱钩、理论自觉的缺失，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话语和理论范式。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呈现中西互鉴的特征，包括中体西用、西体中用、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等主要形态。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要秉持生命共同体这一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借由“生命—生产—生活”的逻辑进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实现对中国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和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理论的有机整合，最终构建面向当代中国现实的中国特色环境伦理学的伦理精神形态。
经-史-子的知识谱系是中国文明的创建，这一创建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天下》。《天下》从古之道术分化的视角理解中国知识谱系的起源，其核心是，从“治出于一”到“治出于二”的秩序转型导致了知识谱系从三代以上的浑然未分到三代以下经、史、子的分殊。古之道术的担纲主体是“治出于一”的帝王，他们是同时掌握精神（教化）和权力（政治）的神圣化统治者；但“治出于二”则意味着治教两大领域的分化，两大领域各有担纲主体。而在教化领域中出现的经史的分化以及子学（百家学或诸子学）的兴起，标志着经-史-子知识谱系的形成。经学或六艺学被视为古之道术的正宗嫡传，而子学作为方术，既是对道术的偏离，又可以上通道术。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与子学为羽翼的中国知识谱系，既以经的主干性保证了中国学术精神的深层统一性，又向子、史开放而补充经学，从而形成经、史、子三者既分离又互补、既相异又相成的知识整体。
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从程朱理学（17世纪末期以来）到道学或宋明理学（20世纪初期以来）再到宋学（20世纪后期以来）的意义演变。最早在1926年由冯友兰翻译的中文“新儒家（学）”概念与“Neo-Confucian(ism)”概念在意义上一脉相承。由此，相应地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研究立场和路径。首先，以理学为“新儒学”的学者主要基于宗教、观念（而非哲学史）的立场，强调理学对儒家信仰（新儒教）与观念体系（新儒学）的重建及其现代意义。在这一立场下，虽然程朱理学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儒学”，但陆王心学也被收摄到理学的发展脉络中，因此“新儒学”展现的是整个宋明新儒学。其次，以道学为“新儒学”的学者主要关注宋明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及哲学诠释。在这一立场下，“新儒学”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最后，以宋学为“新儒学”的学者主要关注社会思想史上的主流与支流、正统与异端、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在这一立场下，“新儒学”的范围扩大到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事功学派等在内的整个宋学，并且注意历史背景与学派之间的交涉关系。这三种研究路径在实际中不可能截然分开，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必然是逻辑与历史、哲学观念与思想文化的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物质领域的共同富裕，精神生活领域也同样要实现共同富裕，精神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精神生活领域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把文化建设作为实现基础与主要路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内涵。在实现精神生活领域共同富裕的文化建设途径上，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借助新媒体技术，更好地厚植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加快创造性转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消除城乡文化生活差距；实施文化交流互鉴工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探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人民文化需求实现之路。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的初心和长期政治实践。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本质联系，是新时代实践内涵的显著特征。在业已展开的实践中，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呈现出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并在实施目标、规范方式、覆盖范围、运作机制等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之路。这条道路充分体现了党执政为民与尊重人民主体精神的内在统一、国家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协同共进、民众幸福感与国家认同感的情感共鸣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意蕴。这些实践之策及价值意蕴呈现出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良好态势。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核，是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形态新旧之别的关键因素。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内核的共同富裕，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有机融合，价值上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结构上展现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发展。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建设道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要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党的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秉持命运与共的价值立场和彰显文明进步的典范意义，这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变革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创新主体角色逐渐凸显，深刻影响了政府的治理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数字抗疫”中，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平台企业这一新型治理主体，不仅实现了政企合作治理，而且在技术组织耦合的推动下重构了治理生态体系，推动了政府治理变革，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平台型治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一网统管”的数字化平台，还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一是在“数字抗疫”应用场景不断延伸的驱动下，平时分散的数据开始大规模集聚，政府、企业以及政府各部门、各层级依托信息交换平台打破数据共享的政企区隔和政府内部条块分割，形成数据共享“制序”；二是政府、企业等各方治理主体在“数字抗疫”的特殊情境下紧密合作，建构合作治理“生态体系”，这个体系构成了应对治理挑战和数字化治理应用场景不断延伸的合作平台。未来，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平台型治理中所生成的“制序”和“生态体系”，以实现政府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政社关系和服务关系对社工机构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在政社关系和服务关系的共同影响下，社工机构可发展为制度依赖型、业务合作型、发展放任型、服务下沉型等类型。在政社关系视角下，社工机构发展类型的转化不仅会影响政社关系建构，而且会模糊社工机构的发展目标。在服务关系视角下，社工机构发展类型的转化会直接影响服务关系的发展，且会增加服务的难度。为解决社工机构发展的难题，社工机构需要在优化发展路径、完善多重关系的基础上改变自身的行为来适应政社关系。可以通过提高专业化水平，扩大品牌效应，拓展服务规模、增加网点数量，完善服务对接，提高专业化水平等方式完善服务关系。另外，还需要在服务下沉的同时优化信息沟通的方式，以此提高社工机构发展类型的转化效果。
健康促进视域下，单一的健康促进理论不足以解释流动人口的健康不平等，因此，通过引入社会实践理论阐明了健康不平等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逻辑，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相互依赖、转换、积累与传递使得健康不平等长期存在，健康不平等生产通过健康素养（惯习）形塑了个体的健康选择从而导致不同的健康结果。在实证向度上，以因果图为向导帮助厘清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源与健康素养及健康结果之间的作用机制，从而在进行因果推断时有效避免中介变量过度控制偏差、混淆变量消除偏差及内生性选择偏差等问题。最后，在理论与应用策略层面对流动人口健康研究进行了展望。
将“长尾”理论纳入数字金融对收入结构影响的分析框架，通过数字金融的“长尾”效应分析数字金融对收入结构改善的机理。采用2012—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分组回归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在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同时，更能改善收入结构，尤其是在农村、中西部未能接触互联网的及以低收入群体为代表的“长尾”家庭中表现更为显著。
通过市场整合实现国内市场的开放与畅通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路径，而依托市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政府通过对市场的选择性干预，改变了市场整合的效果，继而影响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利用市场整合数据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整合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市场整合显著提高了企业高质量绿色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市场整合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大创新投入和提升市场需求促进企业高质量绿色创新。异质性检验表明，市场整合对企业高质量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专利密集型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创新水平企业中更加显著。
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从资本配置效应、规模效应、研发创新效应三方面促进两业价值链深度嵌入、交叉与攀升。构建两业融合水平测度模型，计算两业融合水平并进行演化特征分析，发现当前中国两业融合总体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从区域层面看，个别省份具有绝对领先优势，区域差异明显，融合水平呈“东—中—西”依次递减态势。从细分行业看，先进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等传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度较高，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仍处于中低水平，两业融合价值链嵌入环节尚不完善。要着眼国内外资源优化配置、发挥两业融合规模与示范效应、加快国际化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加速研发创新，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2011—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挖掘分词算法及网络爬虫技术通过“百度新闻”金融科技相关词频构建的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程度指标，实证考察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一正向关系在实质性创新产出方面作用更为明显。利用地级市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构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信贷隐性成本、增强政府补贴的创新激励效应，有效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研究结论对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金融科技良性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为平衡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促进数字经济的有序发展，《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确立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应被解释为可适用于敏感个人信息。有关敏感个人信息处理需要获得“单独同意”“监护人同意”的特殊规则，系针对处理个人信息需取得信息主体同意之一般规定的特别规定，并非排斥、否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7项所列个人信息合理使用情形在敏感个人信息处理领域的适用。在依据第13条合理使用敏感个人信息时，一方面应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之规定的“双重约束”；另一方面应始终围绕保护信息主体人格权益对合理使用情形加以严格解释，防止宽泛适用导致合理使用制度的滥用。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诞生既给社会有序与人民幸福提供了坚实保障，又为企业数据合规指引了新的方向。数据跨境流动是数据治理的内在动因，亦是数据主权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此推动下，我国的数据安全治理工作逐步展开并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而各大数据规则的接连出台，也为我国企业的数据合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意识到行动，由风险及成本，自规范至执行，都是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需解决的难题。我国企业应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内外统一”的思想精髓，从内向性、外向性、自驱性三个维度科学探索跨境数据合规路径；有破有立，内外统一，攻防转化，以全新的姿态在跨境数据流动工作中迎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层层考验，全面突破“走出去”进程中的三大挑战。
科层组织扩张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中国实践中，表现为政府组织规模的横向扩大与内部结构的纵向拓展，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要回归组织运行的制度与文化土壤。中国的政府组织是科层制与干部制兼具的复合型组织，科层制属性决定了组织运作的技术性目标，干部制属性决定了组织的政治性功能，组织的扩张可以从“技术-政治”维度进行解释：它具有技术性意义——为国家治理提供组织支撑、为干部激励提供晋升资源；它具有政治性功能——为国家建设集聚资源、构建体制认同并发挥功绩回馈作用。组织的双重属性在不同的国家治理背景中进行调适融合，以促进国家治理效率的实现。
音乐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情感表达、认同维系、身份建构、意识形态灌输等重要作用，国歌是其功能最典型的体现。讨论和反思以国歌为代表的音乐和文化象征物在西方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时，需要结合具体国家的历史进行分析，摆脱已有研究中简单化、片面化的分类总结。结合历史，可以将西方民族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歌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它们不仅与本国现代化有着复杂关联，同时也是普遍意义上现代国歌的主要模式样板。
冯梦龙编辑的《情史》，基于“情教”思想对“三言”故事进行了重新分类。既往有关冯梦龙“三言”思想主旨的研究，多为现代理论视域下的当代阐释，“三言”所体现的辑评者自己的思想命意及文本所包蕴的历史意涵受到了“遮蔽”。冯梦龙借由文学文本，通过“两性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兄弟关系”“朋友关系”等通俗小说文本，适俗导愚，服务于其构建“有情社会”理想的文学尝试。“三言”反映出的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既是文学的，也是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之外，对于广大民众“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的一种更接地气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作为中国网络文学最为普遍的叙事策略，“穿越”不仅在类型和想象层面与当代文学的文本特征相联系，也反映出文本主体、书写者、读者、文体的文化变迁。经典《浮士德》同样采取“穿越”的方式重建时空并实现人生价值。歌德时代穿越文与当下网络文学书写在主体“穿越者”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多元化的现实情境以及文体之间的通约等方面提供了将二者平行比较的可能。以“穿越”为抓手，讨论《浮士德》与中国网络文学跨时空书写所呈现的文本周边问题、网络文学的诸种特征、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位移及其主体精神困境，能够为认知世界、书写主体和文学场域提供有力借鉴，“对话地图”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得以建立。这提供了从一种现实位置看经典的新视角和认识网络文学的新视点，将会给关涉不同时期的文学和书写提供别样的理解和参考视角。
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是对当前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这一理念建构的积极参与和理论支持，其方法论具有独特性。与中国美学思想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它更加注重中华民族精神活性的描述和阐释，具有明确的当下性和实践性。文化自信的基础是对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明确认知与认同，中华美学精神的人文智慧包蕴着根本性的文化生成与精神创化的活性基因，醇厚深邃的诗学诗教传统是其中活性力量最为强盛的精神元素。对这一诗性基因的发掘并不限于追溯源动力和原形态，更在于内部精神构成的准确分析和当代意识形态的有效提取，因此极具中华美学精神独特气质的审美感兴论便是这项诗性基因研究的落脚点。审美感兴论的核心价值在于，由触物起情与“持人情性”两大诗学命题共同创化，中华民族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在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存与持续流转中获得了精神生活的成长与完善。
神话概念在当代文化中有丰富的含义。从总体上看，可将神话研究分为考察人类早期阶段的“早期神话”维度、研究神话在现代社会中新创造和新形式的“新神话”维度和解构神话神秘性与控制作用的“解神话”维度。马克思对这三个维度的神话研究均有重要的理论论述：在“早期神话”方面，马克思对神话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在“新神话”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终结了创造新神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解神话”方面，马克思使神话与意识形态成为近义词，为神话研究提供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路径。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新神话主义”潮流使马克思的神话理论仍具有重要的理论空间和现实意义。
清代“四王”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对其艺术成就的评判，有两个极端：一是清代艺坛对“四王”绘画的推崇，及对其正统地位的捍卫；二是民国之后艺术界甚至思想界对“四王”绘画的极力否定和贬斥。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研究中，关于“四王”绘画“复古”的论断，几乎众口一词。通过相关绘画史的梳理，发现“四王”绘画特殊的思想渊源，究其根本是“文人画”思想经由宋、元的发展和明代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接力，其间又以其“人脉”的机缘，“无缝对接”地传承给了清代“四王”。通过大量绘画实证、画跋内容及文献的分析，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四王”绘画的“文脉”与“人脉”的双重路径。“四王”复古的实质是特殊的朝代更替中满汉文化传统混乱对接，传统文人在新王朝谋求身份认同和文化正统之路的绘画实践。
<正>《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社科百强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RCCSE中文权威学术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本刊设置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文学研究、传媒与艺术、历史学研究、江苏发展等专栏，注重学术性、理论性、探索性。热诚欢迎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赐稿。本刊2023年重点选题方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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