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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深刻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理念。坚持人民至上，就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创造精神，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结果由人民评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承担起培根铸魂的神圣使命，面向未来打造“理论社科”“应用社科”“大众社科”“开放社科”“数字社科”，从而构筑起思想高地、智库高地、文明高地、话语高地、智能高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全面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两个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实践过程，这一过程确证了马克思主义行，确证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两个结合”行得通，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都有文化的原因，涉及价值观的契合性、世界观方法论的共同性、语言话语方式的近似性以及前理解解构的生成性。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将引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著名论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原始积累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又是“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马克思形象地描摹出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面目和充满罪恶的掠夺史。“资本来到世间”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现代性的生成与资本的历史出场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来到世间”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生成过程，资本现代性有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突破“资本原罪”的理论局限，科学认识资本的二重性，在社会历史视域中展开对资本的理性解构，在认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过程中超越资本现代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工具向机器的转化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的标志，发达的“机器集置”推动了机器大工业的繁荣，形塑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独特性。机器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本是降低必要劳动时间、延长自由时间的根本手段，然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机器拥有了主人的权力，劳动者降格为机器的奴隶和附庸，适应机器的运转节奏并接受各种形式的规训，机器实现了自身统治的“永久化”。立足《资本论》的整体逻辑，机器主体性和劳动者附属性地位的确立是“机器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创造发达生产力通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点”，一旦消灭机器应用的社会形式，就能够消解机器的规训权力，复归其本原性使用价值，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科学审视马克思的机器思想，对激活马克思机器思想的时代生命力、正确处理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机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中国具有悠久、复杂而独特的政治传统，长时段的历史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渊源和特质。3000年、200年、100年三个时间坐标，彰显了中国政治的变与常。“殷周之变”和“周秦之变”后，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君主制、儒法兼用的政治形态形成并长期延续和发展，这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的底色。19世纪以降，为实现独立、统一、富强、民主和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近代启蒙传统得以融入中国政治体系。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三千年来，中国政治在制度和观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演变为一种现代政治文明，但一元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得以长期延续，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逻辑。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随着跨县域的社会矛盾频繁发生，社会矛盾跨域联调在社会治理中变得尤为重要。从行动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矛盾跨域联调本质上是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元行动者在行动场域中的策略选择。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挑战，治理体系需要从价值取向、信任关系和合作能力三个层面打造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的责任共同体行动网络。行动主义的分析框架为重新检视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现状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破解当前联调行动的责任困境，建立起主体共治、多方共建、需求共促的行动规则体系，进而促成具有主动性、公正性和长效性特征的联调行动。
范式是朝向真的原理、定理、公式，是最接近真的沉思；伦理学研究的范式是朝向正确思考和正当行动的沉思，且是指向终极之善的。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存在着出于理性而为着理性、为着别的目的而合乎理性、为着别的目的而不再过问理性甚至反乎理性三种面相。出于理性而为着理性的伦理学范式，乃是那种以生命个体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为始点，以遵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为根本途径，以追求和体验整体性的好生活为终极目的的范式。出于人而为着人，永远都是伦理学之致思范式的真理性要求。
长期以来，学界主流观点将控制自然论视为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并从技术理性蔓延、自然生态失衡、人类中心主义盛行等方面，在“支配自然”意义上指出控制自然论的某些理论困境。而“控制自然”在生存论层面的合法性常被忽视。生存需要是控制自然论的合法性基点，为应对自然提出的生存挑战，人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主动谋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基于生存需要，人与自然的交往不是单向度的支配与奴役，而是持续性的反馈循环。反馈循环开启了控制自然论的合法性过程，在调适环境层面为控制自然论提供辩护。从支配自然走向调适环境，实现控制自然论的合理性诠释，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生存挑战，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风险防控对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促进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完善风险监管政策、防范整体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2010—2020年176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Python网络爬虫技术构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指数，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个体风险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既能显著降低商业银行自身个体风险，又能抑制系统性风险。此外，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金融科技发展降低了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增加了系统重要性银行系统性风险。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对银行个体风险的影响通过杠杆率渠道和风险承担渠道产生作用，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仅通过杠杆率渠道传导，风险承担渠道机制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数字经济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济增长的自然选择。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存在创新逻辑、发展逻辑和应用逻辑三重基本逻辑，具体来说，即技术生态圈的打造、主体生产率的提升以及场景适应力的拓展。实践中，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亟需构建三大体系，即通过由数字技术、数字人才、数字政策的有力支持组成的“供给支撑体系”，由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场景的有序开发构成的“需求拉动体系”，以及由数字金融、数字立法、数字安全的有效推进构成的“运行保障体系”。
在梳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韧性的机理基础上，以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运用核心变量法测度农业韧性，并依托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另一方面运用双固定效应与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时空演化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农业韧性发展呈波动趋稳态势，韧性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赋能农业韧性，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增加高素质人才的供需，扩散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与学习效应，进而赋能农业韧性。地理位置异质性上，数字经济对农业韧性的影响系数由中部向东部递增，在西部不明显；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上，数字经济的影响由低人力资本地区向高人力资本地区渐趋强化。
近年来非营利组织领域女性领导力量日益崛起，女性所展现的领导风格也逐渐引起各界关注。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国内一家基金会的女性领导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领导风格展开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1)非营利组织的特殊性导致其女性领导者具备一种特殊的领导风格即包容型领导风格；(2)包容型领导风格体现为领导特质、领导行为及领导情景的交互作用，其中领导特质涵盖向导权威和情感交互，领导行为涵盖网络连通、授权赋能、容纳试错、资源编排以及建构团队，领导情景涵盖组织文化和组织困境并通过特质和行为加以反映；(3)包容型领导有助于女性领导者获得个人职业发展上的成功，亦有利于推动非营利组织的成长与发展。
数据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个人数据作为数据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流动的全过程中存在着不平等情形。透视个人数据在生产、使用与获益全过程中的不平等现状，有利于探索如何让数据要素更好地在构建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当前，在个人数据生产环节，存在着生产组织的马太效应、产业不均衡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以及相关理念藩篱等不平等现象；在数据使用中出现效率为王、单向失衡以及相关理念鸿沟等不平等现象；在数据获益环节则存在着多主体间经济权利的不平等与个人数据获益在立法、司法与行政上关注议题的不均衡等情形。要通过明确分配理念原则解决权属争议、构建司法保障与探索流通体系建设等，进而探明一条个人数据与社会可持续耦合的恰切之道，促进数据流动全过程中的科学化和合理性运行。
各类风险灾害和危机事件的频发，凸显了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韧性治理的政策演进显示，我国韧性能力建设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探索期、推动期和提升期3个阶段；整体上理念持续深化，视野不断拓宽，从工程韧性和环境韧性不断向其他维度拓展，对制度韧性和技术韧性的关注逐渐增加。在韧性治理体系的结构层次上，国家、城市和社区从不同层面推进韧性治理：国家韧性强调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和战略支撑；城市韧性强调冗余规划、行动学习和智慧融合；社区韧性强调多元协同、文化塑造和科技赋能。鉴于此，未来应把握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走向，完善制度安排以提升多维韧性能力，形成协调有序的韧性治理体系，以回应复合型风险社会背景之下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随着各行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司法系统在面对时代的剧烈变化时，展现了对智能化建设和司法改革的魄力与决心。人工智能可以在“类案类判”和“及时公正”等维度促进可视化的司法公正，但同时也在与司法活动交叉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数据算法缺陷弱化公正基础、技术的价值中立性无法真正满足公民个案公正的诉求、技术的工具性消解司法公正本意的风险。为应对以上风险，可以采取大数据与算法规范、制定人工智能融入司法的伦理规范以及将法律论证嵌入司法人工智能系统等措施，在展现司法人工智能优势的同时，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大化。
在影响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效能发挥的因素中，级别管辖的制约不可忽视。由行政行为案件管辖法院一并审查的制度设置，使得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主体以基层法院为主，实践中暴露出工作负担较重导致审查实效难以保障、后果考量掣制太多导致查否动能普遍不足、审查主体过散导致法律适用分歧更易发生等困境。应兼顾行政诉讼的主观性与文件审查的客观性，弥补司法监督的局限性与立法监督的滞后性，正视裁判结果对个案的羁束力与对类案的影响力，强化贯彻提级的精准性与管辖法院合理负担原则，以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为路径，确定以行政行为案件管辖法院一并审查为基础、以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不合法可能性判断为双重提级依据，并从提请主体、启动条件、转移程序、权利保障、强制代理、判后处理等方面完善案件管辖权转移和提级审理的具体规则。
甲午战后，朝野议变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省及州县层面，清廷诏命酌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地为了安抚和安置因变书院而生计受困的老生员，留出部分书院暂改为“校士馆”。这类过渡性机构以“新学”课艺为考课形式，继续发放膏火养士。新学课艺这种知识表述形式在清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固定下来，影响及于民国初年及以后。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清末书院、地方校士馆这类传统的国家知识统制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近代转型，而转型后的书院、校士馆，又在新学课艺的推广和近代知识的普及与引渡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中国文学的创造张力体现为：文学按照“载道”要求只在文体修辞性等方面的创新，导致作家的依附性思维而使得中国文学“从动于文化”；文学尊重人的爱欲和情感，反抗礼教道教束缚的生命觉醒，因为作家缺乏“自己的情理统一”努力而使得中国文学“弱动于文化”；文学中作家个体哲学觉醒内在地批判改造儒道和西学思想，因为“个体化理解世界”的潜在实现而使得中国文学“能动于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论需要在“奇异”“别趣”“象外之象”基础上增加“独思”“独象”“象内独象”之新范畴，才能弥补中国文论在创造境界问题上缺乏文学独创性思考之局限。
中国古代军旅诗歌是以军人、军营生活、战争场面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题材。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意旨和风貌各不相同，但是都蕴含着遒劲的情感力度，充溢着豪迈的尚武精神。此类诗歌抒写同仇敌忾的凌云壮志，描摹波澜起伏的战斗场景，彰显坚定赤诚的家国情怀。它们构筑了独特的语汇系统，着意营造紧张的战争氛围，不断拓展雄奇浪漫的情意空间，从而形成了慷慨沉雄的风格特征和艺术张力。深刻解读中国古代军旅诗歌中的尚武精神，对于弘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提振现代军人的战斗意志，乃至铸造国人坚强勇毅的人格品质，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文学书评从混沌初开到渐趋成熟，与现代报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现代报刊是新文学书评萌芽、诞生、传播以及后续影响力发酵反哺的重要媒介。1920年代在时代的呼唤下，报刊追求“创评同期声”，新文学书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30年代早期新文学书评接受着文学发展与商业大潮的冲刷与侵蚀，迫使新文学书评在商业目标与书评的文艺性之间寻找平衡。1930年代中后期，在理论探索和编辑实践下，理想化的新文学书评最终得以实现。考察现代报刊与新文学书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发现新文学书评与新文学作品之间相生共存的内在互动关系，而且能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究新文学的现代生产机制，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研究视角。
挪威艺术家爱德华·蒙克（1863—1944）是现代艺术之父，他以表现主义风格颠覆了西方艺术的古典传统，开创了激进的现代主义艺术。首先，从艺术与原型关系入手探究蒙克一生反复绘制同一主题的心理动因，进而阐释他的诸多重复性形象所具有的突出的原型美学特质。其次，着力分析蒙克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情感原型形象：死亡意象、爱欲意象和孤独意象。这三类原型形象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反复出现，由此构成了蒙克艺术的独特气质，进而成为深受其影响的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典型形象。最后，转向艺术家蒙克的一个个体性问题，他明显带有情绪障碍的不稳定状态，为何导致了生命力旺盛的长寿艺术生涯，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乃是艺术创作与艺术家自我慰藉的心灵疗愈关系。蒙克作为一个现代主义大师，其艺术为美学思考提供了丰富的案例。
大运河江苏段河道中轴经历了一个从雏形到明确、从完善到突出、从低谷到新生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中，得益于依河而设的漕运仓储、顺河而走的“天庾正供”、因河而驻的漕运机构和沿河而兴的商业城镇，运河中轴同时成为维系国脉的漕运中轴，又因其所承载的交融南北的文化交流作用成为多元一体、联结沟通的文化中轴。江苏“美丽中轴”的提出正是大运河江苏段从历史走向历史意识、从地理空间走向“凝聚性结构”、从文化符号走向国家认同的尝试，以此实现大运河江苏段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完美跨越，完成大运河面向当下的意义建构。
<正>《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报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本刊设置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文学研究、传媒与艺术、历史学研究、江苏发展等专栏，注重学术性、理论性、探索性。热诚欢迎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赐稿。本刊2023年重点选题方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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