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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还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现实研究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则是他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之后诸多文本中深入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转换节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细读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找到关于城市的专题性研究,但他真的经历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洗礼。列斐伏尔应该是第一次学会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现实和概念。这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虽然他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的辩证法,《资本论》对这种倒立辩证法进行了实在性的倒转,其重要表现就是资本辩证法的四重时间化展开。第一,马克思将具体劳动时间作为资本的形成方式,倒转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抽象的主体形成方式与运动方向;第二,马克思将抽象劳动时间作为资本的实体内容,倒转了黑格尔辩证法主体内容和动力的非实在性;第三,马克思将自然时间作为资本运动的组成要素和展开形式,倒转了黑格尔辩证法历程的非实在性;第四,马克思将同时性作为资本运动的存在前提和动力基础,倒转了黑格尔辩证法主体与动力的非现实性。从时间的角度研究《资本论》的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倒转,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助于凸显马克思的时间哲学、辩证法思想在思想史中的重要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将公平正义视作基础价值原则的现代化,受公平正义规范体系的规约、指引和评价,内蕴着公平正义叙事体系。基于对西方式现代化中分化、分裂和对立等矛盾的反思,中国式现代化自觉地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取向,在现代化中增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社会平等和分配正义等价值叙事。从宏观方面讲,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了共富共赢两类公平正义类型,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阶级剥削和殖民掠夺等弊端。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叙事不是采取纯粹的“哲学逻辑”和抽象的“解释逻辑”,而是采取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建设、全球治理变革等方式解决公平正义现实难题的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公平正义叙事丰富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重塑了人类现代化的观念体系,使其具有了新文明意蕴。
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伟大实践,是一系列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构成了教育改革方法论的重要表达。作为教育改革方法论的创新视角,“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既引导全社会树立起参与教育综合改革的主体意识和系统认识,又为改革方法论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合理性论证、规律性认识、整体性审思探寻新的思想动力。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检验“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方法论价值,要以人民性的全局视野引领系统性的整体布局,以系统性的改革聚合力托举人民性的社会动员力,人民性的引导力与系统性的发展力同频共振,贡献从“中国经验”向“世界方法”的“全球性”方法论答卷。
人们在使用大模型的过程中,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幻觉,即认为大模型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正因为这种幻觉的存在,大模型可能会从启蒙的理性变成新的启蒙神话。启蒙的意义在于保持一种开放性,而启蒙的神话就表明了这种开放性的消失。大模型的发展无疑会加剧世界的数学化。在此背景之下,权证就构成了未来数字世界的基本通货。过度的数学化也酝酿了新的工具理性危险。作为新的技术,大模型全面展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大模型拥有巨大的整合力,正在实现新型的知识大一统。这种弥散化的超能力会进入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没有个体可以逃脱这种超能力的捕捉。大模型会进一步加剧知识工业化,这将导致更为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大模型本身有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大模型更加深刻的意识形态会隐含在其免费模式和消费模式之中,同时想象的知识共同体最终又会服务于知识霸权。面对知识工业化的风险,应该建立知识生产的“手工绿洲”,用荒谬、隐喻和修辞来对抗理性,让人类保有通过具身体验来创造知识的能力,并且要避免同一性和绝对正确的神话。
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是近期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需求出发,通过具体的实例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偏误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总结和复现现有资料具有很大的优势,以其强大算力来预处理海量在线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节省信息搜索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难以对既有理论进行“阅读”后的“理解”,同时亦不擅长进行方法层面的优劣对比和新分析工具的开发。此外,在生成内容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偏见或者误差。背靠人类既有资料积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谓站在巨人肩膀上,但由于其本身缺乏成熟的能动创新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仍然是一位“初学者”。如何引导和培养这位“初学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思考和完成的任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对海量互联网数据的深度学习来生产信息,不可避免地带有数据提供主体所在时空的文化观念,因此,其生成的内容具有时空上的局限性和动态演化的特征。以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比较研究对象,通过对真实的种族争议案例进行内容生成测试实验,从文化主体性角度探讨基于不同时空语料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价值观差异。结果表明,基于中文训练的文心一言语言模型并未展示出与ChatGPT明显区分的当代中国公众所持有的文化主体意识。该现象与自21世纪初开始积累的中文互联网语料的文化主体性时间演化特征相关。据此提出,通过对语言模型语料库进行时间轴加权或复制训练以调整“时空折叠”,能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价值观导向进行干预。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好生活不能离开道德。道德既是人工智能理性的整合器、人工智能发展的导引器,也是人工智能犯罪的抑制器。人工智能在让人类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普惠性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价值迷失、道德秩序紊乱、道德责任消弭、道德自由衰落、道德信任缺失等一系列道德迷思。为此,要通过强化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认知、培养人的人文关怀意识、提高道德推理能力来捍卫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使人类成为智能时代道德的运用者和审视者;要设定人工智能研发和使用的道德圭臬,促使价值理性回归,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要通过优化算法设计、规范算法使用、强化算法监督等多种途径构建完善的算法法律法规体系,确保算法合法、公正、透明,从而有效维护智能时代的道德秩序;要将道德原则嵌入智能机器设计,赋予人工智能道德感,从“关系转向”的视角重塑和谐共融的新型人机关系,进而形成人工智能发展和人类福祉增进的双赢局面。
信息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可变性,也是不均衡分布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主体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差异化的信息处境,成为分析社会行动及其策略的工具。不仅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国家治理领域也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具体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外部和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国家也经常是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受到信息短缺或偏差等问题的困扰。国家通过集中化的信息普查和分散化的摸清底数等途径来采集信息,目的都是要系统性地获得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破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事实塑造了信息短缺的焦虑、搜索信息的冲动、完备信息的想象以及信息保密的本能等扭曲效应,构成了国家信息化活动的基本底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正视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影响,重构和优化国家治理的信息机制,着力跨越信息不对称的陷阱,最终提升国家治理的准确性、适应性和有效性。
“意愿-行为”构成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全周期过程,合作意愿分配是地方政府有方向营造合作行为的隐性过程,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分配何以驱动显性合作行为并由此形塑区域治理结构,是有待回应的研究命题。基于4个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2012年至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了都市圈“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的分配特征以及意愿驱动行为的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合作意愿分配是“意愿-行为”过程中的前置环节,通过对合作意愿对象的分配形成合作网络环境的营造效应,界定合作网络的风险、成本与文化。都市圈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分配具有等级、辖区和地理三条路径,其对周边城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对象与要素分配形成了“中心-外围”治理结构下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个体意愿网络。都市圈合作的意愿网络与政策网络互构过程中,意愿转化为行为,驱动“中心-外围”治理结构形成。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来弥补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既有研究均认同第三次分配是社会机制调节的资源配置活动,但对社会机制的具体内容缺乏探讨。对上海市的调查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发现,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由志愿意向、公共利益和社群构成,其中志愿意向是第三次分配的供给侧,公共利益是需求侧,社群发挥调节社会资源的作用,是社会机制的核心。在与市场机制、行政机制相并列的意义上建立第三次分配社会机制的理论模型,对于理解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此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契合民族特质不断探索、实践和发展民主的光辉典范,是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和新表述。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民主实践探索,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孕育与形成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从理论逻辑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为基石,是在系统总结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经验过程中所提出的全新民主形态,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民主理论,实现了人类民主的新飞跃。从实践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探索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民主主旨要义,建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经典环境社会学研究聚焦环境问题或环境衰退的学理解剖与理论阐释,呈现“环境衰退论”的叙事特征。为应对环境挑战,人类积极调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型,勾勒出资源消耗迈向资源善用、环境损害迈向生态修复、生态代谢断裂迈向生态循环以及失序发展迈向协调发展的基本轮廓。制度-政策势能、经济-技术变革和社会-文化浪潮构成绿色转型赖以发轫和发展的基本机制,其中,制度-政策势能在中国的绿色转型实践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当前,绿色转型虽然已不只是学术想象与学术倡导,但这种转型实践还处于趋势性状态,面临着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充分性的挑战。对此,环境社会学需要持续开展更为深入的学理研究。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是传承历史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它通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形态反映乡村居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等。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包含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自发有序的空间生态、商贸互融的市镇生态、生生与共的人文生态等核心要素。但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出现失衡,存在着传统建筑保护与村民改善生活愿望相左、资本下乡目的与当地居民人本价值背离、村落空心化与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缺失、重视实体修复与轻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并存等多重发展困境与悖论。这需要从坚持文化整体保护理念、重塑乡村精神文化家园、激活乡村建设主体意识、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治、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承等多方面重塑村落文化生态,促进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与持续发展,进而助力乡村振兴。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有之义。从生态产品属性和区位条件两个维度探讨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面临的瓶颈与保障条件。证明通过财政与金融协同,可以实现资金流向引导、优化项目融资环境、打造新融资工具、降低项目风险,有助于促进生态资源价值化和资本化。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支持,财政与金融协同尚处于探索阶段,且协同方式单一,财政与金融联结不紧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财政与金融联结较为紧密,且协同形式多样,财政资金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当前,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沟通不够顺畅、协调机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是制约财政金融协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瓶颈,需要相关部门提供制度保障、平台支持、创新环境和人才保障等保障条件。
基于“人才争夺战”的背景和城市人才政策的视角,在“多地区—多政策”模式下政策量化的标准制定及流程与量化评价体系设计等方面开展探索性研究,并利用自然语言分析(NLP)、文本挖掘等方法,整理2002—2021年中国3308项地级市人才政策的量化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刻画,中国地级市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2—2011年为探索起步期,2012—2015年为快速发展期,2016—2018年为无序竞争期,2019年至今为降温退坡期。政策得分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征明显,但趋势已经有所改变。区域间的无序竞争和政策趋同现象严重,人才引进和使用需求定位亦不明确。“重招引、轻培育”的人才“焯水”现象严重,同时,对所引育人才的配套措施完备性上存在欠缺。据此,建议加强东西部、南北方人社协作,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依托城市资源禀赋,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制定更具针对性与差异化的人才政策;改变重引轻用的政策导向,围绕各具体环节制定,形成“引育留用”前后贯通的完整政策链条。
责权利一致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尽责的基础,也是独立董事制度的核心。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建立之初缺乏清晰定位,导致实践中独立董事法律责任界限模糊,进而引发认识上的分歧。从《公司法》《证券法》相关条款来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同而有区别”的法律责任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通过区分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身份而课予差别的法律责任在证券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不鲜见。因此,立足独立董事担责的法理基础,从独立董事主要参与公司治理而非公司经营这一逻辑出发,结合我国《民法典》《行政处罚法》及《公司法》发展的最新材料,从价值、规范和实践层面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共同而有区别”的法律责任的法理、依据及其适用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而且还有利于激发独立董事履职尽责的积极性,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上市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数字经济的数据信息安全领域、技术运行安全领域、产业竞争安全领域受到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不同法律部门的调整,具有全景化风险性和多重违法性特征。为激发数字经济市场活力、提高国家数字经济治理能力,须在合规制度的驱动下搭建民行刑协同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风险分级分类防范的方法,构建“领域融贯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技术和管理的风险防范手段,构建“技管结合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最终通过合规驱动建构“三效合一的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实现数字经济安全风险“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立体防范效果。
判断数据能否成为财产犯罪的客体,关键在于厘清数据内涵的层次性。数据具有符号层和内容层两方面的含义,数据符号层对应数据的本体法益,数据内容层承载数据的功能法益。数据符号层的数据信息和产品未经特定运行规则和算法加工,不具有经济价值,无法成为财产犯罪的客体。但其具有独立的数据安全价值,属于阻挡层法益。数据内容层的数据信息和产品具有经济价值和支配可能性,属于财产性利益。侵害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财产性利益犯罪。在客观构成要件的判断中,数据财产性利益作为财产犯罪的客体,应具备金钱价值或被一般人认可的类型化的主观使用价值;行为没有造成数据财产性利益损害的,不成立财产犯罪。在主观构成要件的判断中,应严格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对数据财产性利益的利用意思应被限定为经济利用意思与一般人认可的利用意思。
认识和理解“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体系,关键是治学的精准定位,重在发挥理论研究的实效。关于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问题的讨论,借助对体系构成目标的认识和对体系思维能力的提升,阐明中国特色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价值与效用。应该说,“三大体系”建设为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建构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理论主张和优势,是增强学科自信、学术自信、话语自信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之所在。同时,还要认识到“三大体系”建设的确为艺术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进一步凸显理论自身的主体性、原创性和时效性,不断彰显艺术学研究的引导力、说服力和感召力,这将大大促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融合发展,更是让文史哲艺“向未来”发展的底蕴和自信。
近年来,在单体建筑与环境审美意境的关系问题上,“唯形式论”、新“形式一元论”的极端主义美学思潮几乎成为西方艺术的主流,并对建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种潮流也在我国蔓延,使奇奇怪怪的超大型建筑不断建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影响最广泛的是建筑现象学,它实现了对传统建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批评与超越。不过现象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走入困境。而中国哲学美学与文化中的“意境”“天人和谐”“生生哲学”等重要观念则蕴含更多的东方智慧。以此为契机,呼吁从观念上、本体上去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重估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价值,为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更多的东方智慧。
明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士绅社会,文人应酬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江南地区的吴门画派上接元代江南文人之气,下启清代四王“正宗”,在中国文人画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标志着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的分庭抗礼。作为一个向来喜爱以群体性形象出现的文人集体,吴门画派热衷于结社宴饮式的文化消闲活动,留下大量应酬性书画。借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新资本理论,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个维度对吴门画派几位重要人物的书画酬酢进行梳理,围绕明代江南文人是如何通过书画交游形成区域性社会文化网络、酝酿新的美学思想、构建文人画话语权、实现文人社会价值展开论述。初期,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江南文人们追求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累积,而后逐渐实现经济资本的转换。书画酬酢不仅是画家审美理念的艺术表达,更是维系和拓展社会文化网络的重要工具。通过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互动,江南文人群体将其审美思想推广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加强了文化话语权,使吴门画派率先成为明中叶后的文化先锋,被大众所认可。
数字游戏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新兴媒介形态与文化传播渠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对现状的充分调研,综合游戏内容分析方法,提炼出数字游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重境界”(符号-知识-观念)与“三个维度”(人物-环境-行动)。“三境”反映了游戏传播文化由浅入深的层次,同时也可以衡量玩家在游戏中接触文化的效果:符号境是以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与形式的视听符号与美学风格唤起玩家情感;知识境是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和信息以提升玩家认知;观念境是以蕴含传统文化理念与精神的互动叙事塑造玩家价值观念。“三维”反映了文化内容的组织和呈现逻辑:人物之维指与游戏角色密切相关的内容;环境之维指通过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空间及其中各种人造物品和文化要素;行动之维指游戏规则设计下玩家的互动行为及其后果。“三境-三维”交织建构了一种矩阵式分析框架。该框架可用于数字游戏的各类文化传播分析,也对数字游戏转化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正>《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为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报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等。本刊设置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文学研究、传媒与艺术、历史学研究、江苏发展等专栏，注重学术性、理论性、探索性。热诚欢迎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赐稿。本刊2024年重点选题方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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