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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江苏社会科学
创刊时间： 1990年7月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科联
出版单位：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副主编（主持工作）： 吴 玲
刊 期： 双月刊
CN：32-1312/C
ISSN：1003-8671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提名奖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国家百强报刊
♦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又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创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理论上的最新成就，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基础与精神文化辩证关系的思想，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视域下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承继党的历史的文化思想，又立足变化发展的现实，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文化思想理论化、体系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绘就了本国文化发展繁荣的蓝图，又站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上，以推动世界文化共同进步为旨归，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狭隘的、利己主义的、霸权主义的文化思想。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贡献，用好这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全面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整体性和优越性。近代以来，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发展和历史性跨越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在具体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时，应该准确把握其总体意蕴。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特色的基本条件是充分认识世界现代化的完整样貌、复杂理论和丰富实践，根本前提是社会主义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经验和发展性优势。在厘清共同特征与共有典范差别的基础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置于现代化实践的广阔空间和历史意义中，从方位、力量、优势、策略等四个主要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实现整体变革的关键所在，以此破解西方现代化的迷思和障碍，最终阐明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逻辑要求国家及时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调整生产关系，不断向更多人口持续分配新增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财富，使更多社会个体持续受益，调动其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积极性，继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还应注重联系本国特殊国情。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滞涩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流动，西方现代化进程也因此受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则在尊重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推动了政治权利与经济财富持续向全民分配，其持续性源自中国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工业启动资金、环境污染、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的过程中也采取了基于本国民心的方式方法。东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给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克思自然观突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内蕴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两重维度。在自在自然维度，马克思自然观厚植自在自然本体理念，强调自在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规律指引。在人化自然维度，马克思自然观厚植人化自然实践理念，强调人化自然的主体需要性，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价值遵循。新时代，要以马克思自然观为指导，将合规律性原则与合目的性原则有机结合，深刻把握科学性与价值性、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的辩证统一关系，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的生态环境需要。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对社会空间的分析具有政治变革的维度。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将传统的物理空间生产转换为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空间作为固定资本不断被纳入资本增殖的规定中，成为资本主义维持自身存在的新增长点。但是，空间生产的资本化同样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空间化，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不断将劳资矛盾的对立在空间上再生产出来。抽象空间生产实践所产生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整体性与碎片化、中心与边缘、支配与取用的空间矛盾，指向着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的破坏和灭亡。差异性矛盾空间的再生产具有辩证的含义，即这种差异性的生产提供了不断促逼资本主义调整自身、瓦解自身的动态因素，不断生成着历史变革的可能性。而事实上，真正的具体的历史空间本就是与偶然、变动、生成等因素内在相关的，而无法完全被归结到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差异性矛盾空间的再生产恰恰为瓦解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追寻差异化的社会主义空间提供了变动、开放的未来建构的可能性。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样态，在资本与数字的合谋下出场，通过权力与算法的耦合、技术与宣传的合奏，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转向数字化。但这种新样态本质上依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仍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数字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护持霸权地位，借助数字剥削拉大社会鸿沟，借助数字资本吞没劳动主体地位，借助数字景观营造意识形态幻象。应立足马克思主义视野，审思技术发展逻辑下的意识形态风险，以数字共建共治共享抵抗数字霸权，以数字平台治理法治化消解数据主义，以算法规制重塑人的主体地位，以党的全面领导推进数字意识形态建设，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破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阐释了金融强国的理论内涵，明确要坚定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释放了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鲜明信号。立足新时代中国国情，有必要以唯物史观理解金融强国的理论内涵，进而探讨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现实路径。从发展的视角来看，金融强国目标的提出是遵循现代金融发展客观规律、循序渐进发展的历史必然结果，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鉴于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着“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现实问题，在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积极培育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以服务好实体经济为本源，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致力于金融工作的“稳”“活”“优”，通过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我国现行住房制度与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差距显著，症结在于普通商品房结构性过剩，重售轻租、重商品轻保障和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系统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住房制度，需要协同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以普通商品房合理调控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以保障性住房合理建设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改善性住房合理供给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房地产税改革将从效率、公平和治理三个维度完善合理住房制度构建。在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关系的前提下，流通和保有环节的差异化课税对促进合理住房制度内部循环意义重大，并在远期推动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
随着世界秩序的演替以及经济增长引擎的转变，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核心理念发生了深刻变迁。伴随着对传统数理经济学的深刻反思，人文经济学研究逐渐从“隐学”演变为“显学”，成为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回顾其发展脉络，人文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演进历经人性与经济交织之思的孕育阶段、理性选择与人文关怀兼具的萌芽阶段、具有经济行为嵌入性的初创阶段、聚焦审美经济与文化消费的拓展阶段以及人文向度聚焦与延伸的深化阶段等五个时期。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话语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过程：一是在历史维度坚持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的守正创新，二是在理论维度把握经济学数理逻辑与人文逻辑的交融共进，三是在实践维度实现人文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实践的互动统一。
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论述，以系统观念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定位，始终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导向。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系统认知、绿色发展区域系统性联动、绿色发展主体系统协同推进等问题。以辩证思维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协同发展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以多元主体协同汇聚绿色发展合力，以创新驱动和绿色低碳转型塑造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网络空间是人类创造的全新的生活空间，它既有存在论意义上的物质性、客观性，也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建构性、主体间性。社会世界是人类直观感受到的、现实生活的世界，是人类对经验的、感知的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是主体间不断进行的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和结果。网络空间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世界的一个载体或容器，网络社会世界是在网络空间内展开的数字生活。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世界不仅包含现实社会世界、网络社会世界，还包含现实社会世界与网络社会世界的融合。首先从“空间研究”的思想史出发，梳理康德、列斐伏尔、索亚等人的空间研究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网络空间的生产和结构进行阐释。其次，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对传播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出发，研究当前社会世界结构的复杂化，提醒公众注意智能机器在社会世界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和实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自第四代评估的概念提出之后，公共政策的外溢效应评估即社会影响评估在国际上呈现三种发展趋势：建构主义、民主协商与伦理约束。从价值观视角剖析，三者体现为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反思所引领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变革；从方法论视角审视，三者体现为多元主体治理与解释学辩证所代表的创新趋势。新趋势是科学化与民主化两种倾向博弈的结果，具体表现为经过管理学派与参与学派近二十年来的争论，后者逐渐取代前者成为主流。对我国而言，社会影响评估理论的引介既符合关口前移的风险治理思路，也从公众参与视角丰富了社会治理的工具箱，有助于提高我国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信息贫困已成为我国老年人群体融入信息化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亟待有效治理。基于可行能力视角，以信息需求与信息获取能力双维度划分老年人信息贫困类型，并在N市开展调研来映射老年人信息功能现状、信息需求层次、信息获取渠道及信息贫困影响因素，最终呈现老年人信息贫困现状。为有效治理老年人信息贫困，必须大力推进智慧养老，着力于老年人信息可行能力的提升。通过技术支持+平台建设、氛围营造+需求激发、信息扫盲+个人赋能、信息帮扶+均衡提升等治理路径，分层分类精准施策以助力老年人破解信息贫困困境，共享信息社会之发展红利。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整体效应影响，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的变化趋势。这一趋势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主学科中学术地位不断下降的背景之下，从而也被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积极寻求研究范式创新的重要体现。通过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可以发现，虽然“语言学转向”拓展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议题思路，并提供了新的方法资源，但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也存在创新有效性有限、学科主体性困境更为突出以及无法解决“理论贫困”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危机问题异常复杂，除了知识层面的议题拓展、方法创新等问题外，还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定位，甚至与政治学、历史学等政治思想史所根植的相关主学科的研究取向变化等紧密相关，如何让政治思想史研究重获新生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努力。
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来看，历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经济组织的演进，也会驱动政府变革，包括被动的适应性变革与主动的组织学习，革新政府职能、组织形态与价值目标。从实践逻辑来看，新技术革命催生了新型企业组织，为了更好行使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政府会利用新技术赋能治理过程。更重要的是，新技术革命下的政府变革绝不会止于“电子政务”或“政务信息上网”，而是会更多学习平台经济组织，以平台型政府建设为目标，提高政府运行的跨界性、共生性和模块化，以跨越上下层组织关系、部门间关系，更好链接多元主体，以模块化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和政务服务，真正实现政府内部的整体性治理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压舱石。协商治理通过激活乡村传统文化、塑造高素养主体、提供技术和载体支撑，从价值共识、行动聚合、保障措施等层面赋能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协商治理是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场域的集中体现，内含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意蕴，并在资源禀赋、乡土民情上形成有别于城市协商治理的独特风格。当前，乡村协商治理赖以实施的乡村社会结构与乡土人文环境有了新的变化，其在目标指向、组织引领行动以及法律制度融合层面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还存在差距。因此，应有效统合价值与目标、主体与行动、技术与制度，聚焦内生引擎打造、过程效能提升、保障体系夯实，加快构筑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协商治理体系新形态。
第三次分配实施的本质在于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改善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合理。深刻认识与理解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与客体，才能更好地把握第三次分配的主导机制，促进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发挥。在财富再分配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第三次分配，也要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对财富分配的内容与分配效应进行反思。我国追求的共同富裕是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裕的统一，这一特点应该体现在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全过程中。同时，财富的分配效应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衰减，随着分配次数的增加，分配效应在逐渐降低。因此，要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在财富再分配过程中的作用。不仅要推动现有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升级，还要积极创新与拓展第三次分配的实践路径与形式。在顺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探索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形式，共同促进第三次分配发挥更大效应，助力我国早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双碳目标下引导碳交易企业积极主动地开展自我合规，是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路径，亦是国家行政监管模式发展成功的关键。规制理论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的行政监管提供了规范性启示和有益性借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不断优化的过程，是回应型规制、智慧型规制和后设规制从理论逻辑转化为实践逻辑的过程。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存在立法规范相对滞后，风险管理明显不足以及配套机制付之阙如等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推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合规中行政监管的优化：完善协同性“碳合规”法律体系，提升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法律位阶，发布碳排放权交易合规管理指引；加强多元性“碳合规”风险管理，事前采取源头预防，事中贯穿风险沟通，事后加大处罚力度；结合我国“碳合规”管理的现状，建立行政执法和解、处罚裁量规则激励和社会声誉型激励等激励性“碳合规”监管机制，力图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思路与方案。
数据爬取行为在数据平台的发展中必不可少。刑法的过多介入导致数据垄断，阻碍了市场竞争，需要对过罪化的趋势加以纠正。在数据共享的视角下，数据不同于个人信息，控制者对其没有决定权，不能仅因为Robots协议或反爬虫措施就认定获取行为的非法性；亦不能无视数据爬取行为的特性，沿袭司法解释的规定使罪量限制形同无物，对此类行为的规制应由降维转向升维。数据爬取行为促进数据共享，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应以以下两点认定相关犯罪：利用刑法加以保护的数据必须具有保护价值，其所蕴含的利益必须受到爬取行为的侵犯进而导致法益的实质减损；坚守形式与实质的双重侧面，只有数据爬取行为同时符合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的要求才能成立犯罪。
对智能量刑系统司法地位的理论回应止步于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概念——“辅助量刑”，其仅能在宏观层面达成暂时的妥协，无法在微观层面将智能系统限制在辅助的轨道，进而引发智能系统与人类法官隐性的“主体冲突”，主要表现为智能系统“以最终宣告刑为输出目标”和“以刑之裁量为功能目标”。主体冲突的化解要务实地以当前的技术供给现状为时代背景，如正视并利用智能系统的“机械性”、认识到“量刑预测”与“量刑决策”之间巨大的方法论差异等。为化解此主体冲突，必须进一步回答智能系统“辅助量刑”的具象辅助模式（辅助程度与辅助方法），即针对量刑的核心阶段（处断刑—宣告刑）以量刑方法（量化、裁量）为标准进行再阶段化，并使用智能系统赋能量化阶段，人类法官坚守裁量阶段，“量化可以量化的，裁量必须裁量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需要海量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可能会未经同意处理大量个人信息，在构成个人信息合理使用时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合理的范围不明确，现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方式阻碍其合理使用个人信息，在提供服务阶段处理个人信息的具体行为与履行内容审核等安保义务的处理目的相分离。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理，从其运行的研发阶段和提供服务阶段，来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适用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产生的问题。以合理的目的和个人信息公开时对个人信息权益影响的程度限定合理的范围；以公示的方式履行告知义务，促进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基于履行内容审核等安保义务的处理目的，整体性评价其在提供服务阶段未经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从而破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困境的同时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元宇宙”是以数字化形式构建的虚拟时空，其特点是能够拓展多维度社会形态、延展时空边界、加强感官体验，为目前音乐产业带来革新。元宇宙视域下，以数字科技为基底，衍生出元宇宙音乐演艺、元宇宙音乐数字公共空间、元宇宙音乐商店与商品、元宇宙数字音乐平台、元宇宙在线音乐教育平台、元宇宙音乐治疗等新模式与新业态。研究缘起于元宇宙突破时空形成的行业环境变化，变革于数字科技的更新迭代及社会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只有在一定秩序之下的元宇宙音乐产业发展才是其新模式与新业态的正途。面对不断开拓创新的技术及行业环境，音乐产业只有紧跟元宇宙的发展脚步才能臻于佳境。
明清小说普遍凸显运河危险而且容易滋生故事的质感，这一笔触同时也显露出处于隐匿状态的叙事动作，为叙事研究提供新的可能。就运河、叙事与明清小说成书的关系而言，世代累积型小说的成书过程，宛如地层叠覆那样完整保留多个历史时期的运河信息；即便是面对文人的案头创作，运河也不失为缩小成书时间范围的新材料。进一步研究表明，明清小说依托运河出行路线呈现城市布局，围绕运河码头烘托城市环境，并习惯将运河桥梁设定为城市人物聚合与离散的地标，从而完成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形塑。就此而言“，运河转向”极大拓展了明清小说叙事研究的领域与境界。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民权初步思想，主张训练民众开会以培养现代公民，进而实现“纠合群力”“发达民权”。借助学校和民众教育，南京国民政府以普及和演习议事规则为着力点，实践了民权初步思想。在学校，国民党注重传授学生系统的议事规则，训练其专业的议事技能。围绕选举权的行使，以识字为先导，国民党面向失学民众普及议事常识并训练其使用选举权。受观念束缚，受训后的民众议事能力与孙中山的设想仍有较大差距，这表明训练开会既要系统灌输议事规则，更要树立良好的会议氛围，以变迁议事观念，启蒙公民的权利、集体和规则意识。总结民权初步思想的实践教训对于新时代培养合格公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一定鉴戒意义。
北宋前期对南方族群的治理虽皆以“羁縻”为原则，但在荆湖、川峡、岭南等地区的统治实态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与各地区族群发展水平相关，更深受宋廷对族群边地所毗邻核心区域治理深度的影响。宋廷在统一南方并重建地方行政体系与军事体系时，基于南方地区治理与猜防的双重考量，兼顾各地区社会秩序、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等因素，采取了不尽相同的统治措施，造成宋廷统治力在各地区的不均衡分布。这直接影响了各区域南方族群的政治抉择，进而迫使宋廷不得不因应不同地区的边地族群采取各具特点的治理措施。廓清北宋前期羁縻统治的区域特点及其原因，不仅能揭示边疆与内地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可增进对宋代羁縻制度丰富历史内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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